“大一统”的政治理论

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初步建立。这些都为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董仲舒吸纳了战国以来逐渐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及民间信仰，重新予以解释，建立起神学化的儒学体系。汉武帝即位之初，曾策问博士，董仲舒三次策对，广泛讨论以天人关系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他从“天人相与”的观点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系统回答了汉武帝关于政权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进而提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深受致力于推行“更化”、强化中央集权的汉武帝赏识。董仲舒的全部哲学思想都是为汉王朝封建统治创立理论上的根据的。为了适应当时已经形成的封建一统的政治局面，董仲舒认为“一统”是古今社会共同的要求，为了巩固“一统”，在政治上就必须推行君主的专制统治，这叫作“尊君”。他认为秦王朝覆灭之速，推行法家“严刑峻法”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出“任德不任刑”，企图用刑德两手加强对社会的治理。同时，他还把“君权神授”理论化，以论证“君权”和“神权”的关系，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

董仲舒认为要巩固封建—统的专制统治，就必须“尊君”，即要建立起君主的权威。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汉书·董仲舒传》）。在董仲舒看来，“天”是最尊贵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受命于天”，因此他的意志也就是绝对的。这是与当时巩固封建一统的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方面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这往往集中表现在反对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上；另一方面是地方豪强势力反对中央政权。董仲舒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来解决上述矛盾，这样就不得不提高君主的地位。他说：“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天地人主一也。”他甚至在一个“王”字上也大做文章，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王道通三》）这些话现在看来十分荒谬，但在当时却起到了抬高皇帝的权威，抬高封建专制统治政权权威的作用。

董仲舒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认为秦朝行申不害、商鞅、韩非的法治，刑罚苛重，以及过重的徭役和赋敛，造成上下严重对立，贫富极端悬殊，是激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他要求统治者采取德治和法治两手，并强调以封建的仁义道德去教化人民。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刚，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居于虚空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把阴阳看成是“天”的两种基本要素，德、仁爱、生育等等都是“天”的阳这一方面的表现，刑、杀等则是“天”的阴这一方面的表现。“天意”欲生不欲杀，以示“天”之仁爱之心。君主上法于天，政当以“德化为本”，故应“任德不任刑”。这些话都反映了董仲舒强调儒家德治的思想。当然，董仲舒强调“德化”，也不可能根本去掉刑法。所以董仲舒也主张在“德化”的基础上，要推行宽猛相济、威惠并施的政策。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这就是说，“德”固然必要，而“威”也不可少。

董仲舒为了适应当时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要求，他在向汉武帝的《对策》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统一思想的重要性，要求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定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他进一步发挥了《春秋公羊传》关于大一统的意义，将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他认为，要保持这种一统的局面，就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对于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各种思想，都宣布为非法。并认为有了统一的思想就可以做到“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尽管董仲舒的某些政治主张如“盐铁皆归于民”，对匈奴和亲等，与汉武帝的现行政策有一定的矛盾，但他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甚至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却适应了汉武帝时人民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因而被汉武帝采纳。

从董仲舒开始，将孔子神化，孔子被推为素王，在封建社会中具有教主的意义。从此以后，孔子被尊奉为圣人，具有绝对的权威。儒家思想也取得了意识形态中主流派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