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哲学思想

韩愈（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因祖上曾在昌黎居住过，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是唐代有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个对宋明理学影响很大的哲学家。韩愈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韩仲卿曾为武昌令。韩愈3岁时，父母相继死去，受养于长兄韩会，13岁时韩会又遭贬早亡，由寡嫂郑氏抚养成人。由于社会动荡，强藩征战，加以家庭衰落，使韩愈的童年时期，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他说：“家贫不足以自活。”（《韩昌黎集·上兵部李侍郎书》）又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与凤翔邢尚书书》）韩愈25岁，擢进士第，31岁开始做官，先后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潮州刺史、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韩愈的著作有《韩昌黎集》，其中《原道》《原性》《原人》《原鬼》《谏迎佛骨表》等是他的哲学著作。

一、道统说

唐代，佛教兴盛。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之下，僧侣人数不断增多，寺院经济不断发展。“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卷○一）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百姓逃入寺院避役的不断增多。僧侣不从事生产，又要靠他人的劳作来养活，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民日益穷困。“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原道》）因此，韩愈极力排斥佛教、

与佛教强调心、我相对立，韩愈提出了客观的“道”的范畴。他说：“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原人》）“道”是最高的永恒的存在，主宰着宇宙万物，它具体表现为“天道”、“地道”、“人道”之中，贯通于“天”“地”“人”等古往今来、东西南北的整个宇宙。世界上的万物，从“日月星辰”“草木山川”到动物人类等，都是由它所主宰。如果天、地、人的行为违背了道的规律，那就会出现灾害。

对于“道”的内容，韩愈认为就是儒家讲的仁、义、礼、智等道的规范，就是上古三代所创建的理想的王道社会。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在他看来，佛释的道，“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原道》）。所以，韩愈又有道德是“虚位”，仁义是“定名”的说法。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博爱就是“仁”，行为合乎封建等级秩序就是“义”，实现“仁”和“义，就是达到“道”的途径，内心具备“仁”和“义”的本性就是“德”。韩愈认为，讲道和德绝不能离开仁和义。仁和义有确定的内容，道和德却没有确定的内容。如果离开仁和义来讲道、德，道、德就变成了不好的东西。离开礼乐刑政，君臣父子，士农工商，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去追求道，这种道只是“一人之私言”，不是天下之公理。他指出，佛、老的错误就在于离开仁、义而讲道、德，从而把“清净寂灭”看成是道和德的内容，结果走上了不要天下国家，毁灭伦理纲常的道路。

佛教的“道”强调的是个人的宗教修养的出世，追求的是寂灭无为的境界。韩愈的“道”则是积极有为的，入世致用的。他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原道》）在韩愈看来，一切政治、道德以及文化秩序，都是仁义的体现，都是圣人有为的结果。佛教的“灭其天常”，不符合先王之道，是应该排斥的。

韩愈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最高的“道”的范畴，而且还构造了儒家的传道系统——“道统”学说，与佛教的传道系统——“祖统”说相抗衡。他提出，“先王之道”，尧启其端，一直传到孔、孟，从未间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故他自己有责任肩负起弘传此道之使命，以使儒家道统绵延不断。他发誓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韩愈认为自己是孟子学说的继承人，要效法孟子当年排斥杨、墨的精神，而同佛教、道教进行斗争。

韩愈的“道统”，在形式上，只不过是对佛教“祖统”的摹仿；在理论上，其“道统论”更多地是区别于佛道的儒家立场的象征而不是对儒家之道本身的系统梳理；在功能上，其“道统论”的确唤起了日后儒家自觉建构与佛老相抗衡的理论热情。

二、性三品说

在人性论问题上，韩愈继承、综合和发挥了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论述了性与情的关系。

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王。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原性》）性是与生俱来，生而具备的；情是接触外物而产生的。韩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性是至善的，中品的人性是可善可恶的，下品的人性是至恶的。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原性》）人性之所以划为上、中、下三个不同等级，就在于其是否具有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上等人生来就具有这五种道德，所以是至善的；中等人，生来对于这五种道德有所欠缺，所以是可善可恶的；下等人，生来就不具有这五种道德，所以是恶的。韩愈认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都是指中品之性说的，并不包括上品之性和下品之性，因此都有其欠缺，都是得其一而遗其二。他说：“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原性》）在他看来，只有性三品才是完善的、全面的人性学说，才能正确地解决人性善与恶的问题。

韩愈把人性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先天本性，人性中具有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同样是先天具有的，其差别也是先天具有的，所以先天具有上与下两个等级之差，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以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为根据，证明上品之善与下品之恶是不可改变的。在性三品说的基础上，韩愈提出了情三品说。他认为，人不仅有性，而且有情，与性三品相对应，情也有三品。情的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于性，视其品”。情之上、中、下三品与性之上、中、下三品分别对应。上品之性其发必为上品之情；中品之性其发必为中品之情；下品之性其发必为下品之情。上品之情的发动都合乎中道原则；中品之情的发动有所过或不及，有部分合乎中道原则；下品之情的发动都不合乎中道原则，是“直情而行”的。

韩愈认为，人性之上品和下品虽然都是不可改变的，但是通过教育，可以使“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原性》）。韩愈的性三品说，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论证“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这种理论是为封建等级制统治的合理性作理论说明的。韩愈的人性说，为宋代儒者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提出以及天理人欲之辩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