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习行”的认识论

颜元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具有鲜明的经验论色彩的认识论思想。他的认识论的主要内容是重视感觉经验和习行。

他针对程朱的“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功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和王守仁的“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存学编》卷一）的观点，提出了重习行，重践履的认识论。

颜元认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事物及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这是认识的基础。人的认识内容和认识能力的发挥都由客观事物本身所决定。他说：“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也。故人目虽明，非视黑视白，明无由用也；人心虽灵，非玩东玩西，灵无由施也。”（《四书正误》卷一）这就是说，客观事物是不依赖于人的感官而独立存在的，人的认识是由客观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离开客观事物，“目虽明”而不“视黑视白”，也无所见；“心虽灵”而不“玩东玩西”，也无所施。颜元认为，要认识事物，获得知识，就必须“亲下手一番”，所谓“格物”就是动手实做这些实事，不能徒手空讲。他说：“譬如欲知礼，任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总不算知；直须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亲下手一番，方知礼是如此，知礼者所至矣。譬如欲知乐，任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层，总不能知。直须搏拊击吹，口歌身舞，亲下手一番，方知乐是如此，知乐者所至矣。是谓物格而后知至。故吾断以为物即‘三物’之物，格即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四书正误》卷一）

颜元非常强调实际活动对认识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心中想、口中说，纸上写皆无用，只有手上做、身上习，才真正有用。他说：“此格字乃手格猛兽之格，格物谓犯手实做其事，即孔门六艺之学是也。且如讲究礼乐虽十分透彻，若不身为周旋，手为吹击，终是不知，故曰：‘致知在格物’。”（《习斋言行录》卷上）又说：“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训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习斋记余》卷六）颜元认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对认识对象要经过亲手格一番，“捶打搓弄”才能真正认识事物，这就是“格物”。他指出，王守仁认为格物就是“正心”，朱熹认为格物就是“即物穷理”，郑康成认为格物就是知于善深则来善物，这些人都是脱离客观事物而不务实际的空谈，他们歪曲了“格物”即是“犯手捶打搓弄之义”，更背离孔门立教之旨，所以说，“汉儒、朱、陆三家失孔子学宗者”（《习斋记余》卷六），按照他们的理论是不能认识客观事物的。

颜元认为，行不仅是知的基础，也是知的目的。知的内涵不仅是道德实践知识，也包括了经世致用的道理。他极力痛斥那种“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以养人”（《存学编》卷四），而不务实际空浮学风，揭露了这种学风所带来的恶果，不仅欺世惑民，贻误苍生，而且祸国殃民，杀人坏政。他说：“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习斋记余》卷三）他批评朱熹要求人们把读书当作目的，整天在书里讨生活。他说：“朱子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存学编》卷二），这种只读书，不实行的空疏学风，只能培养出无用之人。越读越糊涂，越无能。“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语类评》）“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四书正误》）只读书，不做事，甚至把人都读坏了。“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朱子语类评》）又说：“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朱子语类评》）由此出发，颜元进而反对著书。他认为著书充其量是“空言相续，纸上加纸”（《大学辨业序》）。所以说：“今之著述尽是，不过宋儒为误解之书生，我为不误解之书生耳，何与于儒本业哉？”（《习斋年谱》卷下）颜元指出，程朱理学是害己害人的杀人之学。他痛斥道：“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今天下百里无一士，千里无一贤，朝无政事，野无善俗，生民沦丧，谁执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辄为泪下！”（《习斋记余》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