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的社会观

严复是中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思想家，他自称“天演哲学家”，人们也称他为“严天演”，他是以“天演先生”而闻名的思想家。严复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他极力赞扬达尔文的《物种探原》一书。他认为这部研究生物进化起源的著作，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性科学著作，它对西方的政治、思想都发生巨大影响，并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他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著一书曰《物种探原》。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按：牛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此所谓天演之学。”（《原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严复认为，生物在自然界中，进行着生存竞争，通过生存竞争，使适者生存繁殖，不适者死亡灭种。这种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适用于整个生物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在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同时，严复也把赫胥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加以介绍，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同样地进行着物竞天择，他说：“动植如是，民人亦然”，“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同上）因此，严复对赫胥黎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十分推崇。严复很赞赏赫胥黎的“与天争胜”即人类自觉与自然界斗争的思想，并把它与自强保种联系起来，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同样，严复对斯宾塞用生物进化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大加称赞，他说：“斯宾塞者，……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精深微妙，繁富奥弹。”（《原强》）他认为，斯宾塞用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进化，不仅高明，而且详尽，“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散之由，则尤三致意焉。”（《原强》））严复认为，人类社会处于物竞天择的竞争之中，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用心力去斗争，而不能叫其自然。他说：“人欲图存，必用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天演论·最旨》按语）

严复把赫胥黎和斯宾塞的思想结合起来而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其主旨是为了说明宇宙是发展的，社会是进化的。既然人类社会是在竞争中发展变化的，所以不断地“去故即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说：“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天演论·新反》按语）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占统治地位这种思想要求切都是“守旧不变，以古为宗”（《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要求人们只要按祖宗的陈规旧步，亦步亦趋，就可以天下太平，生活照旧。其实这种形而上学理论是“观化不审似是实非之言也”（《救亡决论》）。不从事物的发展，社会的进化考虑解决问题。因为社会历史发展是客观必然的。他说：“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论事变之亟》）历史发展不是由圣人主宰的，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移的，圣人只能认识运会的由来趋势，顺应历史趋势而已。

严复认为，按照历史发展进化的观点，当代胜过古代，今胜古，来胜今。如果要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冲破陈规旧律，顺应历史进化的潮流，不断创新，继续前进。相反，因循守旧，泥守旧法，就不能适应历史进化的潮流，最终要被淘汰。他指出，由于中国与西方的思想观点不同，而使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交锋后，处处被动，以致造成中国处于危亡的局面。他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严复介绍的这种进化论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好古而忽今”的形而学思想是很大的冲击，并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严复还以进化论观点，批判了封建顽固派盲目自大、孤陋寡闻的保守思想。严复指出，顽固派们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形势，还大谈什么华夏（中国）高于夷狄（西方）的废话。他说：“高睨大谈于夷夏轩之间”，自恃为“冠带之民，灵秀之种，周孔所教，礼义所治。”（《原强》）结果是甲午一战，大遭惨败。这不是由中国民族低劣造成的，而是由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造成的。进而他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纲常名教作了批判。他认为，君、臣、刑、兵“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辟韩》）。“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辟韩》）既然是为民服务之公仆，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务，就要废掉，所以又说：“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辟韩》）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的国君都是一些“最能欺夺者”，“大盗窃国者”（《辟韩》）。因此，他羡慕西方资产阶级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