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金岳霖：中国哲学家金岳霖：中国哲学家金岳霖

特立独行 一代直声——梁漱溟的人格和著作漫谈

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仙逝之后，华人知识界颇有一些震荡和回应，祖国内地及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诸国刊发了不少纪念文字，其要旨，从哀悼梁先生的若干幅挽联中可以略见一斑：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敬挽

善养浩然之气有学有守

弘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

——张岱年敬挽

柏松永劲明月胸襟示范

金石弥坚高风亮节长存

——袁晓园敬挽

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

学究华梵同异薄海痛失一代师

——任继愈敬挽

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

愍众生多般若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启功敬挽

华夏风骨，中国之魂；

哲人虽去，精神永存！

——梁先生著作的一年轻读者

范忠信敬挽

一代宗师，诲人不倦

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

云敏敬挽

从以上挽联中，我们不难领悟，梁先生95岁一生留给后人的最深印象，首先是他的为人，其次才是他的为学。梁先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老实说，梁先生不是学问家。他的成名和传世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在世界文明或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虽然开风气之先，而且至今仍有启迪新思的作用，但毕竟粗疏、笼统、缺乏严密的逻辑。

梁先生说，他首先是一个行动的人。他是实践型的哲学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来说，他是典型的中国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区分中西哲学家时说过，在现代西方，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再也不会有了，分工、技术性训练使得哲学家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他成了职业的逻辑家、认识论者、形上学家，这可能对哲学有些好处，“但是对哲学家似乎也有所损伤”。“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

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近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这个修养过程显然是不能中断的，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抬头，失掉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者试图在行动。……他同苏格拉底一样，跟他的哲学不讲办公时间。他也不是一个深居简出、端坐在生活以外的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我想，没有理会金先生以上的话的人，是读不懂中国哲学的，也是无法理解梁先生的思想、著作和人生的。就“人格与学问不二”这一点来说，梁先生与熊十力、马一浮诸先生一样，都具有巨大的人格上的感召力，都是人格的典范。但熊、马先生从中年起埋首学术，不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梁先生却颇有一点孔子的遗风，席不暇暖，四处奔忙。他不习惯过书斋式的生活，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此前曾在北大执教7年）自己创办师生生活一起的书院式的学校，以后在广州、河南，特别是山东邹平搞了8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的著作的很大一部分都与“乡村建设”有关，如《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论文集》等都是。正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梁先生以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名世。在50年代初期的“批梁”运动中，“乡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靶子。其实，梁氏之乡建，作为改造中国旧乡村的一项综合式的改革运动，无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学、教育学的角度、都需要重新评价，包括其他的从事乡建的前辈，如至今还健在（在海外）的晏阳初先生等，绝不是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所鄙薄的那样的。

梁先生是作为“乡建派”的代表走向最高政治的。抗战期间，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巡视豫、皖、苏、鲁、冀、晋等游击区，访问延安，创办民盟及其机关报《光明报》，调停国共等等。抗战末期和抗战后的一段时期，梁氏颇有以第三党介入，以期建设民主政治的理想。有这种理想的人当然不只他一人。我斗胆地设想，如果当时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更多一些，更强一些，即使不足以与国共两党抗衡，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至少也有较强的制衡作用，不致成为附皮之毛。诚如是，当又是一种政治格局。

梁先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封建顽固党，其实，只需略为了解梁氏生平、著作，就可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一生有许多错误，恰恰有一点最为正确，他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位民主斗士！当然，他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理想主义甚浓，基本上不懂政治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中国政坛上几乎是一败涂地，留给我们的，只是这样几件佚事：

——1946年调查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痛斥国民党，高呼“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

——建国以后，与章士钊一样，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他拒绝了毛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的“廷争面折”的局面，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

——1974年在政协学习会上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现已收人巴蜀书社出版的《东方学术概观》中），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当遭到围攻时，他竟脱口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就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他早在1917年目睹南北战祸时写过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和1941年香港沦陷他坐小船脱险，“若无其事”，心地坦然——“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像的事”。“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致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

他就是这样的狂！他的思想渊源之一就是狂得不得了的王阳明学。这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境界，看起来是“唯我”，实际上是“无我”（超越了“小我”）。梁先生有两句赠友和自箴的话，就是“无我为大，有本不穷”，这是他的人格和道德的写照。

梁漱溟的著作，主要围绕着三大问题：文化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他的哲学，主要是一种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不仅与那些把哲学与人生分开、人格与学问割裂的职业哲学家、技术型哲学家不同，就是在新儒家中，也与熊十力先生不同。熊先生是出入于佛教唯识学之后，从形上学上重建儒学，梁先生则是对儒学的价值、人生和文化的关系遽下论断（这些论断并不是经过深入地研究得出来的，更多的是凭直觉顿悟出来的），下完论断之后，建立起一种带有宗教情绪的信仰，然后付诸实践。我们所以要反复地指出这点，就在于这是读懂梁著的钥匙。

从学理上来检视，梁氏文化哲学有许多弊病和矛盾。一方面，他认为科学、民主、自由具有普遍价值和世界的意义，主张无条件地“全盘承受”，并以资本主义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国民性格的阴暗面（在这一方面他并不亚于西化派）；另一方面，又认为中西文化各走各的路，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去，中国文化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由此，他一方面非常悲观，对中国这种“家族生活偏胜”、“伦理本位”的文化无法铸出资本主义文明而伤心；另一方面，面对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病，他又盲目乐观，认为特殊地体现于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道德理想对整个人类是普遍的，因而对复兴中国文化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信心十足。梁先生提出了文化发展、变异中的殊相与共相，普遍与特殊，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但没有辩证地解决这些问题。

梁先生文化比较中的漏洞和矛盾，一方面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与中国文化新旧嬗替之际，中国知识分子理智和感情的矛盾心态的反应；另一方面又是走向科学、民主、工业文明的热情与惧怕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格异化、人的整全性的肢解、人际的疏离、困惑、失落感之间的矛盾心态的反应。一般人认为他的思想落后了一个时代，其实他恰恰是超前了一个时代，在中国尚未进入工业化、现代化时，敏锐地却又不合时宜地提出了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问题。正是这一方面，才使他成为本世纪的哲学家。大家知道，在西方，本世纪各哲学流派主要是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欧洲大陆，本世纪最发达的正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人文型的哲学。梁氏本人当然也受到施宾格勒、柏格森等人的影响，所以，对于新儒家，不能只看到前一矛盾（理智上趋新、情感上趋旧），还应当看到后一个矛盾（对现代化的憧憬与担忧）。道德价值的失落，人生意义的肢解，人格的丧失，人异化成片面的、单向度的人，与梁、熊诸先生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当然，他们无法理解，科技文化、商品经济阶段是无法超越的。

梁先生的生活和他的思想，梁先生的人格和他的著作就是这样难以分割。他的行动与他的理想是不能分开的。他就是那种综合型的、本来意义的、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而不是那种工具理性的、技术型的、生活与哲学分裂、言论与行为不一的职业哲学家。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谈到知识分子的“超越”与“参与”的问题。纵观梁氏一生，这两方面他都具有。如1946年底，他从政界抽身，闭门著述，直到1949年出版《中国文化要义》。他有“静观”的一面，更有“行动”的一面。他代表了“社会良心”，终其身“仁以为己任”、“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人们常常把鲁迅的精神称为“国魂”或“民族魂”，这是非常确当的。鲁迅先生生前曾热情讴歌过“我们民族的脊梁”——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救法的人……其中，为民请命，廷争面折，如汉的清流、明的东林，不仅为鲁迅，而且为广大民众久为传颂、景仰。

我想，所谓“国魂”、“民族的脊梁”，主要是指的丝毫没有奴颜媚骨的人格精神，是民族气节，是公理正义，是人的操守，是凛然正气，就像敢讲真话，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晚年巴金先生那样的精神。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劣根性，那就是“应帝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太缺乏像梁先生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尤缺乏群体的意识、参与的意识和独立的人格。

今天，在我们的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齐头并进的时候，我们更应当走向文化的多元，提倡人格的独立。在全民经商、人人言利的风气下，需要高扬人的道德价值意识；在吏制不清、贪痞成风的暗流面前，需要刚直不阿的正气。有的人对古代官吏和知识分子的“为民做主”、“为民请命”、“廷争面折”之类不屑一顾，我想，恐怕还得具体地、历史地看待。当然，我们不能重新流入新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商品经济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没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没有经济、法律原则和伦理原则的分化，自由民主和人格独立恐怕都无从谈起。

（原载《中国文化月刊》（台湾）112期，198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