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资源的当代价值

论中国哲学资源的当代价值

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的资源之一——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资源，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怀疑。这实际上已使我们付出了代价。在我看来，现代化健康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人与人性的全面发展问题，人生的安顿、价值、意义与终极关怀的问题，人与天、地、人、我关系的疏离与紧张的问题，工具理性超常膨胀之下目的理性之重建的问题，金钱权力拜物教下社会人心缺乏维系的问题，道德危机、教育危机、人口素质贫弱化和单面化的问题，现代社会管理与企业管理中的若干软件问题，整个国民的工作伦理、职业道德、公民意识，乃至良知自我的重建问题，市场经济秩序所要求的个体性原则与整体性原则的定位问题，如此等等，愈来愈需要我们在西方、东亚现代化经验和我国自身现代化实践基础上，重新发现、发掘、回采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资源，并加以调适上遂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化过程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再塑造、再发现的过程。作者仅就管见所及，略论中国哲学资源的当代转化和当代意义。

一、达用篇：中国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老一辈工商界的创业者，例如荣德生先生、宋棐卿先生等沪津实业巨擘，提倡和实行传统文化精义，特别是“儒工”、“儒商”的做人之道和管理之道，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信条，融进他们的经营原则。这种以自我管理为中心，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公司群体的企业精神，从而达到全系统管理的做法，曾使他们获得极大的成功。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儒家经典《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荀子》，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兵家经典《孙子兵法》，法家经典《管子》、《韩非》，还有《左传》、《国语》、《吕氏春秋》，乃至禅宗的公案，甚至属于民俗文化的《三国演义》、《菜根谭》等，日益受到企业家们的青睐，儒、释、道智慧在现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获得了新生命。据悉，日本松下公司创办人松下幸之助的经营秘诀，就是《周易》的变通原则和《老子》的自然之道。“松下精神”曾被概为“和谐、自省、纪律、忠诚、献身”；整个公司崇尚敬老尊贤等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竞争自强、讲求效率、奖掖青年并不发生冲突。日本丰田公司几代总裁，从祖辈丰田佐吉到父辈丰田喜一郎到孙辈丰田幸一郎，继承并不断补充的座右铭，现为六个字：“天、地、人、智、仁、勇”。前三个字取自《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后三个字取自孔子儒学的三达德。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一个世纪以来被我们不断詈诟毁谤的孔孟之道，在内地中国之外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作用。

中国的管理哲学（不仅仅指儒学），确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珍视，值得我们再发挥，再创造。其中，我认为尤显重要的有七个字：生、变、和、中、敬、群、无。

（一）“生”的原则。生的原则即创造性原则。《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崇尚“生生之德”，即以人的创造性精神匹配天地乾坤父母之大生广生之德，尽人能以宏大天性。中国“尊生”的传统，即尊重、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强调全面发挥人的潜能，参赞天地之化育，理性地适应并进而主宰天地。在管理学上，《周易》的管理智慧，即把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主体精神，“元、亨、利、贞”的流衍创化的客观历程和效法天地的自然之道结合起来。这样，它就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开拓创新，穷通变易，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涵盖了顺应自然之意。因此，开与合、守常与应变、原则性与灵活性、创造性与继承性（创业与守成）的辩证统合，即是企业管理的一种高级的智慧或艺术。

（二）“变”的原则。“变”也是一种“生”。但“生”的意涵主要是“创生”“生化”，而“变”的意涵主要是“变通”、“制宜”。《周易》被人称为“变经”，《老子》五千言通篇讲变化之道，《孙子兵法》的战略策略更是应对瞬息万变之经典。《易》《老》《孙》之预测学、管理学和谋略学，总结了自然、人事正反诸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吉凶、祸福、穷达、存亡、生死、利害诸关系的把握，提供了最佳趋避的模型和最佳应变的方法。在阳与阴、否与泰、剥与复、损与益、革与鼎、既济与未济之间，寻找因条件变化而不断求变的契机。由是而提出了因时、因地、因物、因位制宜的要求。所谓“制宜”，是主观价值与客观实际配合得宜，关键在管理主体的感通化裁之功。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高级的变通智慧，这种智慧和西方科学管理方法不同，是具有根源性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人文的睿智，把管理看作是以人的价值主体为依归的。有的学者称之为“道智”或“道术”，以区别于西方知性的科学的管理。另一方面，《老子》、《易经》、《易传》、《孙子兵法》关于刚柔、予取、进退、攻防、正奇、明晦等等权变谋略的思想，在市场营销、价值战等方面，提供了灵活的战术计谋、市场权术等辩证智慧。商场如战场，军事辩证法可用于商战。

（三）“和”的原则。“和”主要指“和谐”及“多样统一”。孔子讲“和为贵”，“和而不同”；史墨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礼记》讲“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睿智，不仅可以纠正人们片面执著于“斗争哲学”的负面影响，而且是现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管理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的协调关系，强调一种宇宙一体、普遍和谐的整体观念。我国儒道诸家素来肯定并发挥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宇宙家族思想及推己及人、润物及物的意识，在未来世界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对于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乃至企业效益的显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四）“中”的原则。“中”指“中道”，无过无不及。与“和”略有不同，“和”是强调容纳相异的人才、意见，保持一种生态关系，“中”则指处事所掌握的“节”和“度”。“中庸”只是平常的道理，于平常中见“道”。“尚中”、“执中”的管理方略，对“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参和调剂、相互补充，在大小、刚柔、强弱、周疏、疾徐、高下、迟速、动静之际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实在是一门高超的管理美学。

（五）“敬”的原则。这里指尊重人才和敬业精神。严格地说，中国哲学区分“仁”、诚”、“忠”、“信”、“敬”、“恭”诸范畴。宋人陈淳的《北溪字义》颇有分疏，我们这里笼统言之。现代企业的经营之道，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规约下，一种健康而有效率的竞争，绝不是假冒伪劣的横决天下，根本上应是在延揽、使用、对待人才方面，内部员工的敬业精神方面，产品质量信誉方面，即是对内对外的诚信无欺的态度。忠于职守、团队精神、勤奋严谨、真正的主人翁态度和责任感，作为企业伦理或工作伦理的建设，无疑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首要前提。有人认为，儒家伦理强调维持系统整合的价值而不重视目标达成的价值，因而不利于竞争和效率。这种看法是有片面性的。从长远的背景上来看，东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即在于东方文化精神积淀在其工作伦理之中，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动力，而是在注重不同人的利益的同时，更加肯定勤奋和睦、敬业乐群、相互协调及对企业的忠诚、奉献、责任。另一方面，管理者对各种人才、各级员工，使得人人的德、位、禄、用相称，使之各遂其性，各显其能，而不至有不平之感，亦是儒家治平天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在现代社会与企业管理中，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六）“群”的原则。这里指群体本位（包括家族本位）、群体协作精神。当前我们需要重新厘定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整体的整合与互动原则。传统礼治（人治、德治）社会重视群体价值，有一整套协调个体与群体之利益、意志、关系的办法。其负面则是个体的独立性往往被淹没于社会群体的伦理纲常之中。在以个体为原点或细胞的市场经济生活秩序中，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的巨大进步是个体性得以确立。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存权利、私有财产、经济权益、政治权利、教育权利、人格独立与尊严及道德价值实现权利的不可剥夺，不可让渡，及其法律保证和舆情保证，是有序化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支点，在此基础上重建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整体秩序、公共利益，保证公平竞争，承认与肯定他人及社会整体权益的实现，重建社会公正、正义等道德原则，调节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调节义与利的关系，是现代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东亚现代化的一条成功经验是凭借传统文化资源，调整劳与资、民与官、私与公、个体或家族企业权益与政府的行政工程、个人主义动力与团队精神祈向和孝忠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显然具有现实意义，以克服西方的某些“现代病”。

（七）“无”的智慧。这里主要指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的方法学，亦即重视管理中的软件。据巴斯克与艾索思多年对美国公司与日本公司所作的比较研究表明，美日公司在硬性因素方面，即结构、制度、策略方面都很类似，主要差别在于日本公司特别重视软性因素，即技巧、作风、人员与最高目标。道家之道，虚灵不昧，是无用之大用。那些看起来并无实际效用、虚无抽象的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风格、企业凝聚力等，却渗透到企业管理有形有用的各个方面，正所谓“无之以为利，有之以为用”。实有之用是有限之用，虚无之用是无限之用。在管理中，科学的、工具性的，例如财务、成本或计量的管理是有限之用，而公司文化精神、一代人风的培育却是无限之用。管理不仅仅提供结构、计划、规章、控制、分工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观念、价值、信仰、氛围、文化。因此，成功的企业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信念，形成一种凝聚力，使员工自觉地为企业目标奋斗，并使这种文化精神在员工中代代相传。这才是决定企业成败、兴衰的根本。

总之，中国哲学提供给现代管理学的智慧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把人作为企业最大的资产或真正的资源。人才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企业竞争就是人的竞争，而管理就是充分调动人的因素，充分开发人的资源，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文学的管理比纯科学的管理具有更深长的价值，二者当互济互补。

二、立体篇：中国哲学与现代人安身立命

东亚新崛起使得人们对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对传统东方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出重新估价。这不仅反映在前述企业管理之中，而且反映在人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寄托方面。人类不是（或者不能总是）近视的、浅显直接、急功近利、只顾得上应付近忧而没有远虑的爬行者。在当今商潮澎湃、人必曰利的氛围中，真正的有识之士所考虑的是如何回复人的本位，保持人的尊严的问题。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科学技术、理性精神，自由、人权、个体人格的解放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些价值的生根，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主潮，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根本。另一方面，不管物质昌明、科技发达到什么程度，人的终极托附、安身立命的问题总是一个无法由科学或物质取代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一个天、地、人、我日益疏离的社会，而中国哲学所提供的根源意识和人文睿智恰恰可以救治诸如此类的现代病。

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其实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无序，而且在于道德的沉沦。几十年来新传统的道德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金钱至上、贪污腐败的挑战。几千年来儒家人文精神可供滋养现代心灵的宝贵资源，又被强烈而片面的反传统潮流所遮蔽和阉割。作为东方现代化源头活水的重视教育、尊师重道、重视道德人格素质培育等民族传统美德，需要我们在新形势下重新认识和发掘。这是培育现代化所需要的一代一代健康人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否则，就不能调治当下的人文环境，孕育出能够托起中国未来现代化所需要的德业俱建、素质极佳的人才。纵观全球各地区的现代化，呼唤本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以传统价值批判现代化的负面，几乎成为一大潮流，成为一个十分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要有“家”可归。工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带给当代人的病痛就是在精神上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在钱权交易、升官发财、功名利禄、醇酒妇人的追逐中，心灵方寸之地，良知自我之所，已告沉沦，那也等于失去了整个世界。人们在厌倦了名利的争逐之后，才可能转而寻找心灵的归乡与故园。因此，中国哲学所讲求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所尊崇的气节操守和道义担当，所重申的做人原则和治世原则，所阐扬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现代与后现代的意义和全世界的普遍价值。就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来说，包括西方的现代化，不借重于自己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资源，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西方现代化以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精神和近代人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源头活水，东亚现代化也以包括中国宋明理学精神在内的儒教文化作为自己的源头活水，中国内地的现代化必定不可能将传统精英文化弃之如敝屣。否则，那就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人们在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中，已开始惊呼中国物质资源的匮乏，然而还没有更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认识到中国精神资源由于近世以来片面地毁谤传统造成的严重匮乏。物质资源的短缺是一个有形的问题，精神资源的匮乏则是一个无形的问题。无形的问题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所以，我个人认为，下一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走向是由离异到回归，由批判到重建，由糟蹋圣贤到再建民族精神，由毁弃崇高到再建崇高，接上儒、释、道精英文化的主流和大统。重建道统、实现道统、学统、政统、治统的相互制衡，纯洁世道人心，与法制社会的秩序和市场经济的秩序建设，并不相矛盾，毋宁说是一种最好的补充。这还只是就社会层面的文化建设来说的，如果就人的生存处境来说，从人生终极之地的安立来说，从寻找生命托付之所、安顿我们的人生来说，儒释道的文化理想，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值得认真地发掘和发展。在对待我们民族的祖宗所创建、赓续的民族精神的心态上，我们提倡一种温情和敬意的态度，而不能像近世大批判运动那样，作断章取义的毁辱、歪曲。传统文化的负面在现代化运动中的洗汰、代谢，在各民族的现代化中都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传统精英文化提供给现代化的道德资源、价值资源应如何回采、重铸？

（一）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

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儒家境界是一种道德境界和超道德的“天地境界”。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说我们不必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在平常的生活中，在现世伦常的义务中，在某种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崇高地生活，不苟且，不偷堕。只要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有高度的觉解，我们所做的平常事就有不平常的意义。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无论我们能否成就某种外在的功业，那是不重要的；只要我们顺着天地父母的秉赋有所发挥创造，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某种精神的满足，这就实现了我们生活的目的。儒家经典五经四书所讲的是天人之际和性命之原的问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大生命和我们个体的小生命是相互关联的，天赋予我们人的本性，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是一种目的理性、道德理性。

儒家认为，人存在的价值，人的文化生命的本质，在于成就道德人格。只要挺立了道德自我，以良知做主宰，我们就能超越世间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儒家的形上学，把天道与性命、超越与内在都打通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就是说，我们人的生存，是根极于天地的。我们有物质欲求、情感欲求，不离开平凡的生活，但我们为社会尽道德义务，就是“率性”，即遵循天性，这就是“道”。所谓“教”，不过就是“修道”，就是让每个人觉悟到遵循“道”。中国传统教育有人文的教育，即在履行实践中，培育人们的道德人格。一旦人能充分地护持自己的生命理性、道德理性，人就能全面发挥其本性，可以回应天地的生命精神，把人的精神提高到同天的境界，与天地鼎足而三。儒家的学问都要落实到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上来。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由此而确立。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四端之心、良知之心的推广，推广到他人，甚至推广到瓦石草木鸟兽，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

与西方哲学重外在超越、以理性来追求价值之源不同，中国哲学重内在超越，价值之源就在自己的心中。心灵之家而不是超越的上帝，成为根源之地。西方宗教与哲学强化了超越界与现实世界的分裂与紧张。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哲学代替了宗教的职能，但它把理想境界与现实人生统一了起来，通过“为仁由己”、“尽心知天”的内倾路径（而不是外向路径），把事实（或现实）世界与价值（或超越）世界统一了起来。这样，形而上与形而下贯穿、衔接起来了，超越形上学点化为内在形上学，通过践形尽性的工夫，使价值理想在现实人生中完全地实现出来。这样，尽管现世不免有卑浊黑暗，但人们生活于其中，照样可以超脱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使超越的理想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实现。人类理性所能设想的“天”、“道”，成为宇宙万物、人类生命的本原，亦是一切价值之源。儒家以其早熟的文化智慧，化原始宗教之玄秘为道德之仪轨，以理性的道德价值支配人心的情绪，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笔绝无仅有、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儒家提扬的“居敬”、“体仁”、“存养”、“立诚”，在现代物欲横流、尘世喧嚣，人们疲于追逐，内心紧张焦虑，层层心防，种种顾忌，利益至上，亲情与友情沦落，人生如天涯行脚、人海漂泊之际，具有治疗学的意义，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当心灵之“家”安立不住的时候，人存在的基础必然发生动摇。

（二）道家的安身立命之道

道家是儒家的一个补充。与儒家不同，道家通过否定的方法，否定知识、名教，甚至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缚，包括儒家的仁义的束缚，化解人生之忧。道家所说的自由是精神的超脱解放，不是指放纵形体的情欲。如果执著于外在物欲的追逐，功名利禄的追逐，束缚于名言名教，那就会被物所主宰，不仅不自由，而且形成“机心”、“芒味”，阻隔人与天地的合一。所以，庄子要化掉物形，才能作逍遥无待之游，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庄学讨论了人的生存处境。此身有限，吾生有涯。以有形有限之生投入天下，他要面对无限的时空、知识、意义、价值，“无限”令他不安。在熙熙攘攘的人世和各色人等的不同欲望之追逐竞争中，人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如何化解这些痛苦、困惑？庄学把人提升为太空人，超越升华，不为俗累，宛若大鹏神鸟，抟扶摇而上九万里，背云气，负苍天，遗世独立，飘然远行，翱翔太虚，使有限人生获得无限的意义。

《逍遥游》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齐物论》强调蕲于平等，是对物我之间的同体肯定。前者讲适己性，后者讲与物化。这就是说，逍遥无待之游只有在天籁齐物之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庄子的这一自由观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这种自由观的思想前提是反对唯我独尊，主张宽容。承认自己的价值，必须以承认别人的价值为前提；承认自己的个性自由、人格尊严，必须以承认别人的个性自由、人格尊严为先导。这种思想肯定各种相对的价值系统的意义，绝不抹杀其他的人、其他的学派、思潮的存在空间。在《齐物论》这种平等的价值观的观照下，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去寻求自我超超拔的途径。总之，道家庄子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智慧，启迪我们由现实到理想，由有限到无限，致广大，尽精微，遍历层层生命境界，求精神之超脱解放，直到个人与无限的宇宙契合无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们从超时空的境界中再回到现实中来，到最高境界时，道家又以道为出发地，向下流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道家理想也须贯注到现实人生之中。道家思想对于现代人生的安立，具有极高的价值。

（三）佛教的安身立命之道

佛教的人生智慧，是一种破除各种偏执，空掉一切外在的追逐、外在的攀援，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本性的智慧。佛教智慧启迪人们解脱生活的重负、忧患和痛苦。禅宗的反本归极、明心见性、自识本心、见性成佛之论，亦是叫人悟得人之安身立命处。佛教以双遣对破来消解心灵上的执著，以一种解构的方法，使人自知其限制，自虚其心，自空其说，以求容纳别人。这不仅是个体修养的方法，也是现代社会共存互尊的必须。佛教启示人们反观自己的心灵的无明，对治一切贪、瞋、痴、慢、疑、恶见，扩阔自己的心灵，从种种狭隘、偏见中超脱出来，使自己日进于高明之境，而不为无明所缚。现代人对自己的心灵、生命及价值取向缺乏反省，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过分自信，对工具理性过于迷执，而佛教的人生智慧无疑可以提供治疗和调解。禅宗教人“了生死”。生死能了，则一切外在的执著都可心放下，使有限的生命进人无限，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有限性惶惑，他的“紧张”、“不安”可以消解，他的创造性反而可以爆发出来。

中国儒释道三教都有弊病，都有不少负面、消极的影响，但如果我们体悟其原始意义，则不难发现它们所讲的都是“生命的学问”，其特殊的智慧都落实在“人生的方向”上。这些特殊的人生智慧，深究人类存在的最深层次的问题，有助于人们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有助于人们寻找失落了的自我。其当代价值远不止我们前述的这些方面。重新发掘，批判地继承、创造地转化传统资源，以促进我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是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三、余论

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宏大的系统工程中，人们从不同思维视角，关怀着不同的建设层面。本文的关怀，显然不是物质层面的关怀，不是制度层面的关怀，甚至也不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关怀，只是与之有关的心性的关怀。如果我们平心静气而不是跟风赶浪般地省察西方现代化和东亚现代化，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建设层面是心性层面。我们要超克西方现代病，同时要解决我们自身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困难，从长远的观点看，应当把心性建设放到一定的高度。中国传统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不应片面地理解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而应理解为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国人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育民族精神，淳化代代人风，提高人们心灵的素质，帮助人们修养身心，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的人格境界。

人总是生存于宗教情绪、自然生态、社会关系、自我意识与情感等四维空间之中。中国人文精神意在使人们契合天道生生不已之德，使人自识真我，生发一种个人道德价值的崇高感，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等各自的内在价值产生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从而洞见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中国哲学提倡一种公正平和的心态，使一切生命、万物万有在不同的存在领域中各安其位。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特别是其中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的思想，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精神的惶惑、形上的迷失、存在的危机、生命的困惑，有助于救治当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我”的荒谬处境。由于生活处境的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主客观处境中可能有不同的心灵境界，从而出现多重人格。人生处于不同的意义与价值的网络之中，存在的多重性使得人生境界有了差别。不管我们的科技、商业如何发达，不管我们从事的现代职业如何先进、精密，人性的培育，心灵境界的提扬，人们从实然的人向应然的人的超越，总是不可替代的。这对于人类、民族与自我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指明，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资源，不仅在“用”的层面（企业管理），而且在“体”的层面（安身立命），都是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不容轻视。

﹝原载1993年11月出版的《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百年校庆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