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思想的内在紧张与价值冲突

王船山思想的内在紧张与价值冲突

光芒烛天，芳菲匝地。衡岳钟灵，昭苏环宇。近世以降，伴随着我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曲折征程，船山之学启迪了数代不同思潮的思想家和学者——由曾国藩、郭嵩焘，而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而毛泽东、侯外庐，而熊十力、贺麟、唐君毅，等等。所以者何？根本原因乃在于船山学为人们提供了与时代走向既相契接又相排拒的思想资源。因而我们不能对淹博如海的船山学术思想作维度单一的诠解，否则无法解释何以不同流派的学人——洋务派、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能从中找到各自所需的“文本”。

哲学史、思想史上真正值得称道和反哺的，并不是某位哲学家是否有，或者我们是否愿意为他建构一个自足圆满、严整如一、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这位哲学家思想内在的深刻的矛盾、冲突与紧张，以及他为解决这些矛盾提出的具有创造性的、启发性的问题、构想、论证方法、致思模型等等。王船山的睿智所昭示给来者的亦是如此。

船山有“心有两端之用，而必合于一致”、“理虽一贯，而显立两纲”的模型。这一范式多少反映了他的痛苦、焦虑和希冀解决价值冲突的愿望。彼此存在着张力的“两端”或“两纲”，一方是体，一方是用；一方是道或理，一方是器或气；一方是证体的内圣学，一方是达用的外王学；一方是对神性意义的“天”的敬畏、虔诚，一方是对生机勃勃的“人”的尊重、依恃；一方是终极的关怀、道德的理想，一方是见体、实践的工夫；一方是内在的主观的道德修养，一方是外在的客观的发用流行；一方是精神的主体与本体，一方是客体的人文世界；一方是价值理性，一方是工具理性。

船山基本上是程朱的路数，他所不满意于程朱陆王的，并不是儒家道德的至上性、普遍性和理想性，而是反对将其变为僵死的教条或浮游无根的空谈，缺乏“以人文化成天下”的客观面建构。但是，在体用、道器、理气、理势、理欲诸关系的探讨中，船山学从“气”学的，亦即殊相的理念上给宋明道学撕开了裂口；但他又深感不安，屡屡声言不能以殊相为本，不能离开儒家价值的大本与达道。

于是，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以多维的、至少是两维的参照系诠释船山的要求，同时又使得我们对船山学的近代转换或现代意义的发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其一，我们可以从近代思想启蒙的维度来理解和发挥船山。船山提出“天下惟器”、“道者器之道”、“道在器中”；“理依于气”、“气在见理”；“势以成理”、“势之必然处见理”、“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天理寓于人欲”诸论，其本体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均透露了清新的气息。熊十力亦总结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船山要肯定实事实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力、势、利、欲、才、知等等人的需求、人的能力和客观力量加以肯定，对“器”、“生”、“有”、“动”、“情”加以推重。这实际上是对个体性和殊相的一定程度的肯定，是“气”学所异于“理”学又有别于“心”学的展开。

在价值信念上，船山思想的“躁动”，蕴含着某种突破传统禁锢的冲力。不管怎么说，尽管船山还不自觉，对个体的情感、爱欲、才知、求利、致富、力量、权益，甚至一定程度上对于“私”之合理性的肯定，在逻辑上必然上升为对维护自然经济秩序的“道”、“理”等整体性、共相的裂解或削弱。在这里，船山哲学所具有的某种批判性和启蒙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我们究竟如何为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某种哲学前提。其中关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殊相”和“个体性”原则予以重新定位。

其二，我们又可以从现代与后现代之价值重构的维度来理解和发挥船山。相对而言，船山重视存在界（经验界、实然界），但本质上他更加看重道德界（价值界、当然界），以及两界的贯通。他又有许多前引命题的反命题，如“形器必统于道”、“理外亦不能成气”、“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欲以理为体”、“变不失其常”等等。他非常重视和强调“义理之性”对“气质之性”的主宰和统御。他更有一系列的合命题，即体用、道器、理气、心物、理势、理欲、物我、知行、常变、有无、动静的相互为体、相资互用、相辅相成、并进而有功。尽管在论述的不同场合，他对道器、理气等不同侧面有偏重之不同，且更多的时候表达了理本物用、心本物用、知主行从的思路；尽管其“合一而兼两（用两）”、“两端而一致”的模型并不能掩盖其哲学思想的内在矛盾；然而船山毕竟提出了一个涵容性较大的模型。如果我们扬弃其“道一”、“理一”的时代与阶级局限性，则完全可以转化成现代生活的道德理性，面对金钱、权力拜物教，重建人文价值，解决意义的危机、形上的迷失、存在的惶惑和精神自我、精神家园的失落问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船山“乾坤并建”的理念，较之现代新儒家“乾元性海”、“乾元统天”（即以道德自我作为存在根源、高扬“一本性”或“道统说”）的理念，更具有现代性。按“并建”模型，即不会把才知爱欲的主体与道德主体对立起来，或者把知性作为“本心”“良知”的“坎陷”或“转出”，而把认知或科技理性与道德理性、仁与智、道德与实业、实然与当然、事实与价值、情感与理性、现实与理想、内在与超越、道义与时势、理与欲、竞争与互助、义与利、一与多、主体与客体等“两行之理”的互动统一，提到更高的层面，来解决商业伦理、职业道德、现代管理乃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克服并调节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无序状态，促进适合市场经济的共相与殊相、整体性与个体性的整合。这是冲突中的调适和整合，非常复杂，有许多中间环节。

顾、黄、王的理念或者与事物派陈、叶的理念并不相同，但经世致用、开外王、“义利双行”、“乾坤并建”，必然有利于松动、活化个体生命，扩大个体活动场所，或者可以找到个性解放的起点。当然，“乾坤并建”模式并不能超越历史，也开不出新的商业精神或“新的外王”（因为新外王不是思想，也不是逻辑），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理念对于挖掘维系华族生命的道德资源，活化、拓展民族生命的客观实有层面，仍然是有益的。

总之，王船山哲学的内在张力、价值冲突是深刻的，他为解决这一矛盾所设计的思考模式似乎可以随时代需求而作出转换。船山哲学的生命并未终结。

（原载1992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和1993年4月第1期《船山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