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哲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我国当代哲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1957年1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我国当代哲学史上一次绝无仅有、颇具深意的盛会。这不仅因为由于院系调整，当时全国只此一家哲学系，不仅因为所讨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尤其因为，在我看来，这是1949年以后，在特定的氛围（刚刚贯彻双百方针，略显宽松）下，中国的哲学家们唯一的一次集中对哲学界唯苏联专家之马首是瞻、奉斯大林——日丹诺夫教条主义为圭臬的抗议。尽管现在看来只是略抒愤懣和轻微抗议，然在此前和事后，可以说在1949至1978年间，却是不曾有过的奇观。中国哲学本不应成为苏联哲学的附庸，但在当时是不能说的。

这次会议，在会前许多哲学家们初步讨论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两大问题：一是关于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二是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前者以贺麟先生及其弟子陈修斋先生为代表，后者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现在看来，这两大问题可以归并为一个问题，就是不要糟踏东西方哲学圣贤！关于后一个问题，冯友兰先生是用曲笔，以他素有的区分共相与殊相的方式，提出后被吴传启、关锋等人概括为“抽象继承法”的思想。其实这种概括并不准确。冯友兰先生是在当时全面诋毁、抛弃传统哲学的氛围中，为保持、延续中土哲学的命脉，不得已而求其次，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在以所谓不是唯物就是唯心，不是进步就是反动、不是统治阶级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武断的二分法和单维价值判定的铁律下，能不能略有松动，即退后一步，承认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先贤先圣所论述的范畴、命题、观点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意义容或有所谓“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面，是不是还应当看到它们却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抽象意义与价值的一面呢？冯先生的苦心至今仍有人不能理解，而从学理上作出批评，实则大谬不然。如果要有所批评的话，我们只能进一步指出，在客观环境的限制下，冯先生没有进一步肯定中国哲学范畴、命题、观点的具体意义和具体价值，而把二者割裂开来。贺麟先生当时就是这样去认同并进而批评冯友兰先生的。

这里我们只谈更为尖锐的第一个问题，即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其中陈先生的贡献。会前，贺麟先生为争取对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作出较为公正的估价作出过不懈的努力，因为当时的苏联哲学界连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也不放过，斯大林批判为“法国唯物主义的德国贵族的反动”，此风传到中国，则对理想主义的德国观念论和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否定过多。与此相联系的是，当时中国内地哲学界对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奉若神明，贯彻过头。贺麟先生对这种状况甚为不满，私下曾对陈修斋说，他们在“侮辱圣贤”，又说，“要我不研究黑格尔，比要我跟老婆离婚还困难”。

1956年《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百家争鸣”笔谈，在6月出版的该刊第3期上，贺麟与陈修斋联名发表了《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一文。文章发挥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报告，指出只有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自由，才能促进自由思想，使辩证唯物论内部的争论很好的展开，唯物主义本身也才能迅速地发展。否则，“就使得许多人顾虑重重，不敢发挥独立思考，不敢发表创新的意见，而只是斤斤计较于提法是否‘经典’，论证是否有经典著作上的根据。这样要不陷入教条主义就很难了。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种在评论和辩论上的简单化和粗暴的风气，往往把一种思想贴上一条唯心主义的标签，就以为问题已全部解决，不必再进行什么具体的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了”。文章大胆而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哲学界“由于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旧哲学的本质差别，过分强调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片面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矛盾的斗争性，而完全否定两者间对立面的渗透，因而把历史上以至近代和现代多数优秀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成果，都拱手奉送给了敌对的阵营，而使我们自己变得孤立和单薄起来了。在过去，由于片面狭隘地了解哲学的党性，和学术思想不能脱离政治，在哲学史工作的实践中，是几乎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当成政治上的敌人来处理的”。

文章肯定历史上绝大多数唯心主义哲学家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智力发展的高度成就，他们首先都是独立思考的人，在他们独立思考的成果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合理的、使得我们可以批判吸取的东西。文章以丰富的西方哲学史上主要大家的思想，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评价，充分肯定了唯心主义哲学系统或观点的重要哲学价值，反对将其与政治上的反动打上等号，批评了对判定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家的全盘否定态度。例如：“除非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有过明白地肯定的东西，才敢简单地提一提，说他在这一点上还有点合理的成分，此外就绝不敢多提了。如果多提一点，就难免不受到替唯心主义辩护的指责。甚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业已肯定了的东西，有的同志为了表示‘斗争性强’，也不实事求是地一概予以否定了。”

这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实际上，贺陈二先生批评的弊病，在1957年以后愈演愈烈。贺陈的文章在老一辈哲学家中获得了共鸣。1956年10月18日和23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郑听先生《开放唯心主义》和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讨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唯心主义的估价、哲学史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是在哪些范围内进行的，是怎样进行的等等问题。这都是会议的序曲。

贺麟先生在1957年1月北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的系统发言，1957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认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关系和争论，并不就是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关系。他们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师生、朋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斗争。贺麟把二者的关系视作“青蓝”关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否定了简单化的“红白”关系之论。贺先生认为，过去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理解得太狭隘、太形式、太片面了，明确提出反对用行政命令、用粗暴手段来解决两者的斗争，反对把哲学史理解为双方都各是铁板一块，永远相互斗争，而没有多种同一的关系。贺先生的发言在会上得到一些先生们的支持。从会议论文集《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来看，张岱年先生的《如何对待唯心主义》、任华先生的《谈谈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诸文，其实都对贺、冯、郑先生的意见作了积极的回应。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关锋作了有准备的长篇发言，针对冯贺（主要是贺）作了批判，但还没有戴帽子。关锋的发言题为《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关锋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批评贺麟以“青蓝”之论代替“红白”之论正是与他的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严格、分明的界限的观点一脉相通的。

贺先生针对关锋的发言起而辩护，带有感情。贺麟对关氏批评的反批评，题为《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贺麟在这篇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批评了解放后从政治界限、阶级立场方面来批判唯心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以来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重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继承的，反对以“当头棒喝”而不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的方式批评唯心主义。贺麟举例说，王阳明的“良知”，既是做人、求知的方法，又是认识的最高真理，从本体论上说来又是最实在的东西。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在“良知”中得到了统一。贺麟又举出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的实例，指出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有一定的正确性，强调哲学史上的辩证发展。贺麟肯定了冯友兰关于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同时又批评了其方法。贺麟指出，不仅一般的、本质的东西可以继承，特殊的东西也可以继承。而且，一个具体概念是有其历史发展的内容的，一句话、一个命题孤立起来、抽象来看，就没有真实意义。贺麟发言的主旨是：“若是把所有的唯心主义都看作错误的，把所有的唯物主义都看作是正确的，这就是不顾具体内容的形上学的看法，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哲学史上每一个唯心主义和每一个唯物主义在它的特有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正确性也有它的不正确性。”

贺先生的发言在座谈会上受到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或不指名的、非直接的批评）。这些发言都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和斗争，肯定唯物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最本质的东西。其中北大有一位同志的发言指出，我们不能说唯心论本身是好的，只能说唯心论里面包含有合理的东西，“绝不能说唯心主义这一颠倒是非、违反事实的原则对于人类之认识真理能有什么贡献，但我们却可以说有某些唯心主义者（或者说某些唯心主义著作）对于人类之认识真理是有贡献的”。这主要是指他们不自觉地说中了一些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情况。

当年36岁的陈修斋先生是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带有感情地为他的老师贺麟先生辩护的。陈先生在讨论会上的发言题为《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陈先生批评了流行的说法——“唯心的就是错误的，因此就不能有好东西”。他指出，唯心与唯物、错误与正确，究竟是不同的概念，不能简单地等同。“唯心论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必要的环节，是有可以肯定的东西的，是有贡献的。”“唯心论在历史上出现了，并且不是完全消极的。”陈先生举例说，唯理论基本上是唯心论的，但它在从唯物论的机械的反映论进步到辩证的反映论当中起了作用，在强调理性的意义、作用上，又有着正面的贡献。又如，没有德国古典的唯心论哲学，恐怕就没有辩证的唯物论。陈先生还指出，对哲学史上的一些企图走第三条路线的哲学家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评价，不应简单地否定。例如休谟，不能简单化地把他归结为宗教和僧侣主义。

会后，陈先生又针对某理论家的发言和文章发表了系统的看法。这篇文章题为《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整个讨论集中关于此问题的最有深度、最有分量的文章。

陈先生进一步驳斥了会上对唯心主义肯定不够的诸种看法，对此作了条分缕析，并从方法论上分析了争论何以没有抓住焦点。首先，他指出：“说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本来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因为是正确的、有价值的，就必然是与唯心主义本身相矛盾的，那我就不敢苟同。”他以欧洲中世纪唯名论为例，指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未必一定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体系相矛盾。而此外，即使是一部唯心主义的哲学作品，也可能包含着许多并不牵涉到世界观本身的、而又是正确的、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就说不上是与唯心主义本身相矛盾。”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与孔子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并不相矛盾。陈先生的意思是说，肯定唯心主义、不仅仅要肯定某些与其体系相矛盾的因素，而且要肯定唯心主义观点本身、世界观本身也可能是合理的、有价值的。这应该是争论问题的焦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其基础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合理的东西并不必然与唯心主义体系本身矛盾。

其次，陈先生说：“说到某一些唯心主义的观点或理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起进步作用，这一点本来也是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认为还有两点值得讨论。一是这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是否就是绝对错误的；二是这种起过进步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究竟是否只是极个别的例外。”陈先生指出，不能说有些观点即使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因为它本身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总是绝对错误的。正确与错误也是相对的，也有同一性，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陈先生对所谓“唯心主义一般起了反动的作用”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指出，无论是奴隶主民主集团的观点，还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时期的观点，就整个体系看，一般都是唯心的，但就历史作用看，则一般都起了历史进步作用。

再次，陈先生批判了唯心主义是绝对错误的、对促进唯物主义的发展只起了消极作用的观点。陈先生肯定唯心主义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某些片面性的错误和缺点方面提供了一些积极、正确的东西，使得后来的唯物主义者获得益处，丰富自身，从而提升到一个更高阶段。陈先生强调：“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真正是互相推移的，唯心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诚然一方面来说是消极的，而另一方面来说也是积极的。这不是一个非本质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整个哲学发展中必要的、必然的环节，是构成全部哲学史的本质的矛盾的双方中的一方。”

最后，陈先生指出，不能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形上学的割裂。这种割裂，似乎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陈先生说：“在我看来，由承认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是错误的，也不能得出唯心主义就是绝对错误的结论。把唯心主义仅仅归结为意识第一性和物质第二性，而把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有人认为这就是科学的抽象。但在我看来，这究竟是不是科学的抽象是很可以研究的。”他指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是两个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概念中，就应该包含着两者辩证发展的全部过程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内容极丰富的‘具体的共相’，它诚然有‘普遍性’的一面，但也包含着在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的‘特殊性’，绝不是这样两句话就能包括无遗的”。“如果认为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绝对错误的，也就难免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其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正确与错误是两组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机械地划等号的。”

陈先生指出，首先把唯心主义定义为绝对错误的，就不可能真正给予唯心主义以应有的、科学的估价。从理论上认清唯心主义本身也包含着正确的合理的东西，并不是庸俗地、无原则地把唯心主义估价高一点或低一点的问题。

以上陈先生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正确估价唯心主义作了详尽的说明，涉及到唯心主义体系和世界观本身的地位与评价尺度问题，唯心主义的历史功用及其评价方法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如何理解及其与唯心主义评价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精密的论证，今天看来仍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今天有很多所谓“搞哲学”的人仍未达到当年陈先生的思想高度。

1957年急风暴雨的夏季之后，关锋的批判大大升级了。关锋以“亦农”的笔名在1957年10月号《新建设》上发表《和贺麟先生辩“矛盾斗争的绝对性”》一文，措辞严厉地批判贺麟在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一文，指责贺麟“实际上”“是以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贺麟先生的眼中就是‘教条”。认为贺先生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一原理作了“修正”。关锋的这篇文章尤其在结尾处把贺先生的言论与“反动派煽动闹事，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阴谋”联系起来，硬说贺文为其服务，为资产阶级右派提供“武器”。贺先生因此而招致许多无限上纲的批判，并从此被迫销声匿迹，埋头翻译。

关锋的打棍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关氏批判贺、冯、陈的文章集结于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的《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一书中，该书全面清算“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所谓“错误”。要想了解当时的“理论家”们如何绞杀知识分子精英，请大家看一看关锋的这本书。关氏说贺麟是“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是特别坚决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绝对斗争性这条基本原理的”，指出贺麟不仅是哲学观点的错误，而且是政治观点的错误。关锋特别强调，由1956年冬天酝酿，在“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展开的，以冯友兰、贺麟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这场表演，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以既辩证又唯物的姿态出现，其实质和手法是修正主义的，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关锋强调，发生于“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的斗争是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路线和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并与现实的阶级斗争（反右派斗争）密切相连。本书中除点名集中批判冯、贺、陈外，还批评了朱伯崑、任继愈、金景芳、张岱年、罗根泽、刘泽如、张德钧等先生的学术论文，说他们硬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说成是唯物主义者（其实他们大多是尝试着用唯物唯心二分法来治哲学史），说冯、贺、朱伯崑，任继愈在会前发表的文章，即导向了错误。（这次会议是由朱伯崑先生筹备的，当时他是北大哲学系中哲史教研室的秘书，冯友兰先生任主任。）关锋《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着重批判贺陈“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之下，以反对形上学和教条主义、坚持辩证法的姿态来‘修正’恩格斯的原理”。关锋给贺陈扣上了“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帽子，说这是“由贺麟先生首倡于前，而陈修斋先生响应于后”。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即某一具体的唯心主义观点、原则不要硬性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挂钩的问题，“贺麟先生没有明确地说出这层意思，那么和贺麟先生的出发点完全一致的陈修斋先生，却是说得十分明白了”。关锋把陈先生《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一文的第四部分中的一大段话归结为：“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下的定义是非科学的抽象，不过是撷取了‘其中某种固定不变的共同特征而已’。”这在当时不啻给陈先生宣判了死刑。关锋书中集中对陈修斋先生的批判长达12页之多。显然，关锋从《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的近40万言中，发现陈先生的辩护是最涉及核心问题的。关锋把陈先生有关具体分析唯心主义，把它作为“具体共相”和“特殊部分”，作为哲学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加以观照、检视这一颇有创意的看法，污蔑为“偷换概念”、“修正恩格斯的一种掩饰”、“提倡哲学的第三条路线”、“以哲学史上还有形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来否定‘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或缩小它的意义”。文中嘲讽“陈先生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质问：“陈先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在哪里呢？”又说：“必须着重指出，陈修斋先生对毛主席的话，是完全曲解的。”（这是指陈先生引用毛泽东关于“意识的反作用”的话。）关锋说陈文“无非是为了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抬高唯心主义，贬低唯物主义”，又说“并不是别人犯了机械论而是他自己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关文下的最后断语是“贺麟先生和陈修斋先生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修正’就是：（一）形上学地曲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否认‘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三）陈修斋先生还曲解‘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和‘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意义，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当时的关锋依仗权势，除了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之外，并没有、也不需要具体分析论证。关锋后来又以撒仁兴（取“三人行”之意，成员另有吴传启、林聿时）的名义，不时点点陈先生的名，敲打敲打。

陈先生因有此事，算是有了“前科”，加上鸣放时批评有的共产党员自视特殊、盛气凌人，因而成为“问题人物”。虽承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诚邀于1957年9月调来武大，然北大哲学系那位整倒了一大批哲学家的女将（张岱年、朱启贤、黄楠森、汪子嵩等先生都先后被她整倒），硬说王太庆先生的问题还没有陈先生大，都已划为右派，似乎是不能便宜了陈，一定要把所谓鸣放的材料补送到武大。算是已到了反右后期，上面决定划陈为“中右”，不公开，但实际是不戴帽子的右派。为此少不了受批判，并检讨自己所谓政治、学术观点的错误。关锋判定陈先生为“修正主义”的檄文发表后，陈先生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他作为教师的职业实际上被褫夺了（尽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957―1961年间不能给学生讲课。1961年以后虽可以给学生讲课，但仍被视为异己，被“内部控制使用”。所有这些，使他在几十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吃尽了苦头。但他仍能孜孜不倦，埋头翻译、研究莱布尼茨。

陈师曾以平常心用平缓的语调平实地给我简述了某些过程。特别令人感动而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他对我说：“关于唯心主义评价和哲学遗产继承问题，并不是说冯先生、贺先生和我全对，我们也有片面性，但应当允许平等讨论。关锋也不是全错，但主导倾向和做法上太左。学术观点本身是可以讨论的，讨论的前提是宽容。没有宽容的氛围则不能平等争鸣。”陈先生说：“我由衷欣赏这一种说法：‘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提出相反观点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主张法制社会的‘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人身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起码的必要的前提。”陈先生最后说：“没有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哲学、科学都不可能发展。”陈师的这些话，不仅记在我的本子上，而且永远记在我的心中。

但1957年1月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这桩公案，至今却仍没有得到很多的清理。我个人认为，这次会议之后，加上反右斗争，导致了中国哲学界两大恶果：第一，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精英，以冯贺为代表，自思想改造以来虽历经磨难，但尚未被挤到边缘，他们在社会上和哲学圈内仍有地位。但此后却一蹶不振，实际上成了“死老虎”。与这一流向相应的是，边缘人物占据中心。

第二，这次会议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即1957―1977年间，中国的纯哲学研究、哲学史研究降至低谷，基本上成为政治的婢女，没有独立的性格和地位，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绩。理论界盛行的就是棍棒的挥舞，教条主义和形上学猖獗。除少数哲学史家埋首翻译和整理古籍，出过几本关于孔子、老子、庄子、王夫之哲学讨论集外，这二十年间可以说没有哲学。而“哲学界”在“左”的方面，总是得风气之先，例如以“修正主义”的恶谥咒人、打人，“哲学界”比全社会至少要提前一个节拍。又如，此后的各种“左祸”，“哲学界”“贡献”的“人才”最多。

现在看来，这次会议的正面价值是巨大的。它的历史意义就在当时确有如贺麟、冯友兰、陈修斋等哲学家，本着学术良心，独立思考，反对把中国变成苏联的文化与哲学的殖民地，为挣脱斯大林——日丹诺夫枷锁作出了贡献。他们抓住的唯心主义理论的评价问题和东西方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恰恰是当时苏联哲学界比较薄弱的环节，而包括关锋在内的所谓“理论干将”的回答，不能不漏洞百出。平心而论，教条式的理解哲学基本问题，使之成为不分东西，不分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绝对不符合恩格斯的初衷，也不符合世界各民族哲学史，包括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全程。它同样是“西方中心论”、“西方近代模式不变论”的变种。而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绝对是片面的，单维的，没有普适性的。他们把丰富深邃的哲学变成干瘪的教条。这次会议无疑为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拨乱反正，复兴真正的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埋下了伏笔。贺麟、陈修斋诸先生在这场与教条主义和棍子们的斗争中所彰显的理论勇气、智慧、人格和风骨，正是一切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们所必需的素质。他们真正做到了“学问与人格不二”，是我们后辈的楷模。而那些“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式的人物，应当永远地把他们逐出哲学的殿堂和玄圃。是以斯文敬献陈师灵前。

1993年11月26日于武昌

陈师百日祭辰定稿

（原载《哲学战线》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