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变迁中的涵化与整合

论文化变迁中的涵化与整合

研究文化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累积性与变异性的特征，以及在文化传播、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系统之间的调适与冲突、涵化与沟通、整合与融会等等问题，可以从不同侧面窥探文化发展的规律。

文化的时空属性与文化的累积和变异

任何文化事物、现象或系统总是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的人类群体为适应彼时彼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为满足自身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需要而创造、承传的。离开了时空参照系，任何文化事项或系统都无法加以描述和衡估。今人往往习惯于笼统地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如何如何，至于是哪个时期、哪个地域、哪些群体的中西印文化，却不加以细究，这样的文化分析就缺乏科学性。

文化的时间性，是就文化发展中的持续性、绵延性或阶段性、间断性来说的。其内涵包括：文化在量上的累积和延续；文化在质上的变异与区分；文化特质（即要素）在流变过程中的暂时性或长久性。从时间维度上考察，每一文化系统发生、发展、成熟、衰亡、复兴、重构、再生的过程，即是量上的累积（连续性）和质上的变异（阶段性）之矛盾的统一过程，也就是旧特质的衰亡与新特质的增加的过程，向异质文化系统靠拢又从高层次上向原文化系统回归的过程。从文化特质的绵延与变异来看，有的易于变迁，如服饰款式、劳动工具；有的则难于变迁，如宗教信仰、哲学理论、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

文化的空间性，是就文化发展中的广延性、扩拓性来说的。其内涵包括：文化事项、文化体系发源、存在的三维空间位置，一定的文化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关系；文化特质、文化系统通过民族迁徙、商业、战争、宗教等活动在空间中的传播、流转；生产工具、技术手段、劳动成果、风俗、神话、语言、艺术等被一定地域的人们所创造、沿用或采借。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在《文心雕龙·通变》里又说：“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这里，刘勰以他的价值判断评估了文气、文风、文体在时间序列和空间位置（不仅是自然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中的发展或变迁，即量的累积与质的飞跃的统一过程。

累积与变异是文化变迁或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累积性指文化缓慢地自然发展，保存或淘汰旧的文化特质，引进或发明创造新的文化特质；变异性指文化特质的增减促使文化体系的结构模式发生全局性的变化，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西欧、“五四”运动在我国所发生的文化突变那样。当然变化变异不单指这种浩大的文化运动，它往往也悄然地发生。

从物质文化来说，工具、器物、技术、工艺的进步，既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有渐进过程的中断。从石器到陶器、青铜器、铁器，从蒸汽机到电动机、电子计算机、电脑，人类文化在累积中变异，在变异的基础上重新累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量的累积和质的飞跃的辩证统一是文化发展的规律。累积的速率，在古代非常缓慢，那是因为文化传播和保存工具的落后，常常使一些发现和发明不能流传后世，或者流传不久又失传。文字的发明特别是纸的发明使文化或知识的累积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为人类文化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文字书写符号与音像符号并用，纸的载体和电子载体互补，文化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储存手段和累积方式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以致达到所谓信息爆炸的地步。文化的累积不仅与文化的载体有关，而且与文化的传播及其方式有关。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的累积是没有地域界限的。

整个人类文化史，是累积与变异，延续性与非延续性辩证统一的历史。例如在风俗史和宗教史上，既有对变迁呈现强大阻力的时期，又有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而所有文化变异的发生，都与文化系统的内部机制和此一文化系统与彼一文化系统的相互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变异不等于文化发生了“断裂”，因为变异离不开累积。所有的文化系统都是不断地因革损益、运动发展的。

文化的调适与冲突

“文化调适”又叫“文化适应”，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的人们的行为模式与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的关系。“文化调适”又包含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文化在相互接触、碰撞过程中的调整和适应状况。

文化的适应首先是生态的适应，其次是心态的适应。如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各地有一种产后性禁忌的习俗和妇女不洁的信仰，这就造成夫妻在婴儿断奶前（产后两年左右）避免同房。因为在一个蛋白质匮乏的社会，这样一来可能确保婴儿获得较多的蛋白质供应量，以免患赤道地区常见的蛋白质缺乏症，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生育控制。不同的社会对同样的情况可能选择不同的适应方式。例如南美洲人们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极低的地区并没有长期的产后性禁忌，而很早就有了人工流产的习俗。有一些风俗、巫术不具有生态学上的适应性而具有心理学上的适应性。面对恐惧、焦虑、悲患、欲望，人类心灵渴望安全感和解释，因而投射出幻想。投射到宇宙观上，可能创造并塑成一个民族的超自然现象和仪式活动。

文化的心理适应在不同的文化系统的相互碰撞过程中显得格外重要。佛教文化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双方相互冲突、排斥又相互适应、协调，其间经历了大约800年之久。传入之初，中国人把它当作黄老之学或道教的道术来诠释、接受与适应。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为佛教文化的进一步渗入提供了最佳土壤。当时在社会下层俗文化中传播开来的是因果报应、业报轮回论和神不灭论，在社会上层文化中盛行的是否定事物真实性的般若学的“空”论。般若学在与魏晋玄学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中国化，最后终于在隋唐时期形成中国式的佛学宗派，并进一步与儒道结合，形成宋明理学。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文化相互吸取、适应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相互冲突。除了理论上的排拒、斗争、驳难外，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对佛教文化（主要是寺院经济）进行了严厉的外在批判，表现了巨大的文化冲突。韩愈的《谏迎佛骨表》表明了儒家知识分子在深层心理上不能允许外来文化凌驾于中国传统的先王学说之上。两种异质文化系统之间剧烈的文化冲突在明清两代表现得尤其剧烈，彼时中国文化处于劣势，中西文化反差强烈，冲突日甚，加上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相互投射，社会心理就愈不能适应。

文化冲突并不专指不同文化系统的碰撞。实际上，任何文化都不是一元的，不可能完全整合，文化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不可能达到完满的调适，彼此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文化冲突与文化调适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彼此相互作用。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阶级的、阶层的文化冲突，总是伴随着彼此之间的协调和统一，反之也是一样。

文化的涵化或潜移

在文化传播、变迁过程中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即是文化的涵化（或称潜移）。关于涵化（acculturation）的定义，人类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和西方文明接触后在未开化民族一方产生的显著的文化变化；有的认为是在较广的范围内，与其他文化接触受到影响产生的东西，并且在它的背后有某种力量存在，或这种接触必须是持续的、直接的。我们赞成后一种定义。涵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群体深入接触时所发生的变化，即文化移动的过程，也就是伴随文化接触产生的接收、选择、对抗、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双向对流的。近几百年以来殖民地或其他落后民族向西方文化采择、吸取，即在外部压力下的借取，是其中的特例。

有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涵化”是既区别于“文化抗拒”又区别于“文化同化”的文化影响形式，即是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文化接触、传播、移入的过程，表现为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互渗，不致引起文化之间剧烈的冲突和对抗。涵化的结果，应当促进双方文化的共同发展，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文化涵化既是对外来文化、异质文化系统吸收、改造和重建的过程，又是对本土文化重新估价、反思和改铸的过程。在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两种文化系统相互对流，相互作用。

文化的势差在文化交流、移入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作用，基本流向是从文化势能高的一方走向势能低的一方。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化势能高的一方在文化交流中总是主动的。在文化涵化过程中，接受了外来文化系统中的某一特质的社会，首先是以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相和谐的方式来加以诠释、消化、吸收的。在文化接触和转换的过程中，很多翻译都不一定是准确的（渗入了自身的理解），但恰恰是这些不准确的译本，适应了社会需要，又适应了本土文化习惯，便很快传播过来。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传统习惯和社会需要，来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如严复对赫胥黎、斯宾塞等的改造。

在文化涵化或潜移方面，最为成功的是日本。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长期涵化是一个例证，日本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的涵化更是一个典范。日本了解西方最初是通过中国传过去的。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在上世纪50年代传入日本后，为日本的知识界启蒙。很快，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成功了，同年泰国朱拉隆功大帝发动的改革和30年后中国的戊戌变法都失败了。比较中日泰三国维新运动的得失，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日本的近代化大体经历了“欧化主义”到“日本主义”到“和洋折中化”的正反合的过程。明治政府在初期推行一阵欧化主义的西方生活方式，有些人强烈主张“全盘西化”，其实主要是在外在形式上模仿西方，但这毕竟是浅表层的，以后才走上“和洋结合”的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日本民族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善于结合本国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外国的技术设备和文化思想。在古代通过朝鲜引进我国的炼铜造型技术和从我国引进佛教时便是如此，在近代引入欧美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时，没有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办法，而是根据日本的特点和当时日本产业界的实力，采取新的经营方式，避免了先进国家走过的弯路。日本在古代没有被“汉化”，在近代没有被“欧化”，在现代（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被“美化”，保持了民族特性，同时又在各个时代都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涵化、融合，结合自己的特点加以改铸，使自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日本处在东西文化的交接点上。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涵化的经验是值得借鉴和深入研究的。

文化的整合机制

整合（integration）原本是一个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概念，通过新心理学派引入人类学和文化学领域。所谓文化整合，指构成文化的诸要素（特质）、诸部分、诸子系统的相互适应、和谐一致，及它们以某种决定性方式的综合。也就是说，构成文化的社会组织、风俗、信仰等乖离迥异的元素，包括通过有意或无意的传播从其他文化系统借取的元素，并不是随机拼凑起来的。文化有一种整合的原创力，把这些元素修正、粘合成一个多多少少一致的思想与行动的模式，一个具有协同功能的、结构严密的、相对完整的体系。

美国《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指出，文化整合有六种形式：构型整合或主题整合；联系整合；逻辑整合；适应整合或功能整合；风格整合；调节整合。《文化模式》的作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一种各个行为要素的构型，一种整体，一种格式塔。每种文化都有一种主题，一种主导观念。各种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这一主题对各个分散的文化要素加以取舍，然后组合起来，形成某种社会模式。也就是说，一种特定文化中的所有项次具有意义的一致性，遵奉共同的行为模式，体现共同的生活主旋律。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认为，一切习俗、制度是在满足需要、适应环境的前提下的整合。文化各部分的一致性倾向不是一种纯粹逻辑的一致性，不管从纯理性看一种文化的矛盾如何地大，一致性在习俗中却是真实而自然的。

文化整合的动因，首先是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性使文化各特质相互和谐，以适应特定的生存环境。其次是人类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的倾向，人类倾向于改革那些从认知和概念的角度看来与自己的实践经验不一致的习俗、行为或信念。可见，文化整合的动力是一定社会群体的创造力。人们通过对环境的适应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来选择、拒斥、修正并重新组合文化特质。

文化的整合机制，使得文化移植、文化变迁、文化发展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文化涵化、融摄是建立在整合的基础上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上文化传播不断积累的结果，即不断地从异质文化中获得营养和活力的结果。每获得一个新的文化特质，就被改造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文化整合的趋势，即一文化体系各特质、各部分协调统一的内在趋势，是这种修正或涵化的动力。一旦文化的某一方面适应了某种新的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很可能发生相应的改变。例如器物的变化所带来的制度、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或者价值观念的变化带来器物、制度、习俗的变化，如此等等，起作用的即是文化内在的整合趋势。整合使文化变迁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由于对不同的或相似的内外环境可能产生不同的或相似的文化反应，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普同性，文化的类型与模式，亦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在“整合”这一内在动力的驱使下，人们的文化行为、观念、价值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发生新的变迁。

心理人类学家研究了文化的人格整合问题。家庭组织和生计技术这类基本制度产生了某些特定的人格特征，而一旦人格形成之后，就会对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像宗教、艺术等这类社会衍生制度是由基本的人格特征所塑造的，这些衍生制度很可能与社会的适应性需要没有多大的联系，但却反映和表现社会典型成员的动机、矛盾和焦虑。内在整合秩序大体上是由基本制度通过人格特征反射到衍生制度上的。

整合是文化的最重要的机制。整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了人类的创造力。学习、继承、积累，并从其他民族借取，然后聚合成新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化整体，是文化主体——人的创造力的体现。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文化整合绝对化。每一文化体系，甚至是最孤立、最稳定的部落社会，其文化系统内部都是有矛盾的、前后不连贯的，没有一种完全整合、绝对严密的文化系统。正因为文化体系内部有矛盾，有张力，有不适应、不协调的一面，才需要不断调整，借取外来文化、继承固有文化，组合成适应人的新的需要的，适应内外环境的新文化综合体。我们前面所说文化系统具有协同功能、是结构严密的完整体系、其某一部分的变化可能引起其他部分乃至文化整体的变化，都是相对而言的。

最近几年国内文化讨论中的一个毛病，是将文化系统视为一个过分整合的有机体，似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主观意识与客观社会之间是不可离析的，似乎器物文化层、制度文化层、风俗文化层与心理文化层之间的互动是必然的。事实上，文化系统是可以析离的，例如伦理——宗教意识、社会——政治理论完全可以成为超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财富而被吸收，同时与其他新的或异质的因素相融合。但整合的结果并非形成一有机的不可分析的整体，而是一种既融和渗透又相互冲突，甚至并存不悖的松散杂陈但又非完全无序的复合体。有人曾把文化比做一个“章鱼”，有一个中心，但相当松散。事实上，不仅一个文化系统不可能过分整合，任何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也并非有一个自早期至晚期一以贯之的过分严密的体系，其间孕育了巨大的张力，许多大问题并未最后解决。其所以伟大，正是因为这位思想家的思想张力非常深刻，迫使后人继续探讨并超越他自己。

总之，文化整合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是逐步走向相对均衡的过程，是不断地综合化的过程。整合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永远不断地进行的。

文化的沟通与融合

文化沟通必须以理解为前提。这种理解，是批判式的理解。从一定意义上说，沟通就是突破各自的规范和界限，突破各民族文化体系的“自我设限”。怎样从民族本位文化体系中跳出来呢？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新的参照系，在与参照系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互为主观”。沟通是和谐、融会的开始。沟通意味着超越自我、扩大自我、接纳非我、融摄非我。例如东西文化的相互投射、互为比照，打破各自的壁垒，也就是打破中国中心观和西方中心论，使中西文化互为参照、“互为主观”。中国文化要与西方文化沟通，必须经过理性的批判。从严复到胡适到金岳霖等好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做的这项工作。以理性的精神和权威来判断一切、打倒或建设一切，对于摆脱蒙昧状态是必要的。但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滥用理性将会适得其反。中国传统文化又需要经过现代文化意识的洗礼，以现代人文价值透视传统，摒弃其中落后的东西，发掘其中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有机和谐关系和人的道德价值等等合理的层面。近世以来，欧洲思想家企图背离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主义的传统，力图与东方文化、与老庄玄禅发生共鸣，取得共识。这是一种超越语言、逻辑局限的流向。与此相反，中国思想家是背离自己传统的生命哲学、人文哲学的流向，力图引进、吸取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这种对流，又不是简单地认同对方，而是通过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

文化体系之间的融会是长时间、多方面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化是由历史上许多兄弟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又是长期以来与异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佛教文化、西方文化、俄苏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各民族文化其实是经过多次整合，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产物。在现在世界大通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诩他有固有的国粹，最多只能说各国文化有独具的风格，通过传播，各民族文化不断地融合，是文化变迁的主要方式和文化生长的主要规律。

不同文化体系的融会，总是从自发的阶段不断地发展到自觉的阶段的。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列文森教授曾经认为，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创新都落空了，如张之洞以来的顽固派、国粹派的认同是凝固的、抱残守缺的认同，而胡适、陈独秀的创新是一种浮面的引进，蜻蜓点水式地把西方表面的东西引进过来，实际上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列文森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抱残守缺的认同和浮面的引进，在文化涵化、交融过程的开始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融会必须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的精髓和弊病的深切了解的基础上。这样，才不至于被动地、奴隶式地模仿，也不至于抛弃自家的宝藏，而是自觉地选择、借取、吸收、融化、批判、创造，取精用宏，含英咀华，组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既不脱离世界文化发展大道，又不失民族文化特色的新中华文化体系。今天，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更加广泛和深入地相互渗透、补充、综合，不断重新理解和发现自身与对方的新的价值，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原载《江海学刊》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