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新解

文化传统新解

什么是传统呢？传统其实就是理解者内在地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有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理解者，就有什么样的传统，真可谓“鸳鸯绣得凭君看”。传统是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的人所理解的历史。传统与理解者所处的时代氛围、知识结构、认知方式、情趣爱好、心理状态、生存体验有关。

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命运投射到他所理解的传统中去。这就是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人们是在历史的行动中理解历史的”（萨特）。对于每一个谈论传统的人来说，他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既是侦探，又是罪犯；既是食客，又是厨师；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正如伽达默尔所认为的，所谓传统，是在一切历史变化中主动的、有选择的保存。人们总是处在历史传统的影响之下，置身于某种传统之中，这就是解释者所处的“解释处境”。理解是理解者不断为文本交融的过程。

一、扬弃关于“传统”的传统观念

莎士比亚曾说：“每个时代对传统历史都能发现新的意义和作出新的解释。”在对传统的认识上，我主张扬弃对“传统”的认识的传统观念。

首先，“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很广的范畴。中华文化是在华夏族与夷狄族的文化长期撞击、融合而形成的汉文化的基础上，继续与蒙、藏、苗、满、彝、壮等各兄弟民族文化拒斥、碰撞、涵化、融合的结果。不唯如此，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又是华夏文化、汉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如巴比伦、埃及、波斯、印度、阿拉伯、西方和俄罗斯、日本文化直接间接交融的结果。

其次，从来没有什么单一的传统文化。传统是多元素的综合体，又是多个时代不断淘汰、选择、附会、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中除了要区分时代的差异，还要区分民族、地域、学派的差异。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风貌迥异的邹鲁、三晋、燕齐、荆楚、吴越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后来作为汉文化基因的阴阳、儒、道、墨、法、名、兵、农等诸子百家文化。尔后，又有了道教、佛教、回教的传统，这些文化在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汉文化，还有少数民族文化，除上了层精英文化，还有下层民间文化。总之，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考察，传统文化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丰富的、多元的，是多层次的立体网络。这对我们发展新文化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性，也为吸取、融合外来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背景。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是过于褊狭了，而“儒家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发展变化的。

再次，传统文化是流动的、多样的，在流动之中有没有常住的一面呢？在多样之中有没有统一的一面呢？尽管每个时代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都在不断吸取新鲜血液，新陈代谢，改变自身的内容和形式，然就整个中华文化而言，仍有一个亦革新亦恒常的东西在其中，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或本质特征。这一民族精神又不是与时代精神脱节的东西，但民族精神总是相对恒常的，时代精神总是相对变动的。中华民族有一种自强不息、刚健奋进、礼让互助、和平相处、克己奉公的精神，这一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固守了前一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便形成了民族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这就是传统所具有的惰性力的一面。但传统除了有惰性力的一面之外，同时又有与之密切相联系的充满着活力的一面。现代化就萌生于活的传统之中。传统中的确有一些要素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变成了历史的包袱；另一些要素则可能成为潜在的现代化，即现代的胚胎；还有一些要素与文化的历史变迁根本不相干；更有另一些要素可能会成为“新大陆”不断被人们发现、开掘、汇集。总之，不能简单化地把传统与惰性力、包袱打上等号。

复次，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但有的时候，传统是集精华与糟粕于一身的。它的优点可能正是它的缺点，它的精华可能正是它的糟粕。一体两面，相互涵摄。从另一个角度看，传统中大量的因素既非精华又非糟粕。因为说精华或糟粕，就带有价值评价的意味。从时代性考察，可以评价各文化的优劣，而从民族性考察，文化的优劣精糟是不可比的。任何文明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有一些过去看来是很辉煌的而现在看来恰恰是有弊病的东西，例如在历史上起过很好作用，后来衰亡、变质，走向反面的所谓“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等。还有很多要素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在将来很可能又会受到重视；或者在此一民族失去了效力，然传至彼一民族却又产生了奇迹。在儒家已经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一些思想传到欧洲，经过启蒙思想家的诠释，竟对18世纪的西欧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化腐朽为神奇”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特别是有些属于民族文化特点的东西，粗率地加以褒贬都可能失当。例如，对我国传统的、整体流行的，天道与人道、超越与内在、自然与人事不二（“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自强不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重义轻利、以理节欲的道德规范；中庸平衡、宽容和谐的处世原则；注重意境、情景合一的审美情趣；综合体悟、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取向；血亲伦常、等级有序的社会管理方式等等，评价它们都必须特别慎重。

总而言之，对传统文化的分疏，对比较复杂的文化传统，均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传统的“活”与“死”，认同与创新

前面我们说过，传统是五光十色的，传统是与时俱进的，传统是因人而异的，不一定全体都接纳同一种传统。传统不是死物，它具有活力。传统有大传统与小传统，即精英文化传统和民俗文化传统。有汉民族的传统，也有各兄弟民族的传统；有几千年沉淀下来的老传统，也有近百年、近几十年来的新传统；新传统不等于外来传统，外来传统不一定反对固有传统。我们考察传统的时候，需要有所分疏，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

传统绝不是单线递进的。随着社会的日趋复杂，传统也在花样翻新。人们对于传统的借取、发挥，对于某一种传统的回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此，不论中外，常常有“以复古为解放”的例子。一方面吸收新的、创造新的，一方面继承旧的、突破旧的，新旧之间，继承与创新之间，又很难划出明显的界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正如王船山所说的“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新的与旧的，相互凭借、依托，然后推陈、出新。王船山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值得借鉴的。他绝不取简单抛弃的态度，而是博通古今，极深研究，通过他的阐释发挥，使旧学变新颜。鲁迅反传统的精神也是大家熟知的，但鲁迅的传统学问，可以说是并世无匹。鲁迅的继承与创新也是统一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有深切的理解，他反传统——批判阿Q精神，改造国民性才真正反到点子上了。这位反传统（其实是重建传统，对传统有相当深刻的继承）的巨匠的灵柩上覆盖着“民族魂”的光荣旗帜，确实是极有深意而又耐人寻味的。

在文明史上，从传统中解脱出来，也是一种传统，而且也是我们文明史上的一大业绩。我们不必杞人忧天，担心老传统会被彻底抛弃，因为传统以不见形迹的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扩散、渗透、积淀在每个人的心灵中。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的影响和制约。

有的学者对传统进行分疏，把传统理解成“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部分。“传统文化”是死的东西，而“文化传统”则是人们不断创造并流传下来的活的东西，至今还在我们的社会中起着这样那样的作用。“在历史上存在过，兴旺过，但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已消逝了的传统，自然失却存在的依据。体现这种传统的文化形态，无疑都属于死文化……相反，先辈曾经认为是合宜的行为规范，以后继续被认为合宜的，被认为古往社会所累积的最佳经验，体现这种传统的文化形态虽属于历史的遗存，但却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存在，尽管已经变了位并且变了形，可那就是活文化。后者就是人们习称的文化传统。它属于现状，例证俯拾即是。”

上述分析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对传统作出一些分疏，比笼而统之地谈传统是要科学得多了。当然，传统中的活的与死的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事实上，一些已死的传统，也是可能在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重又复活的。而且，活的文化传统也是可以阐释、评价的，并在阐释、评价中批判地继承。

我们批判地继承传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主要指的是活文化，活传统。我们在反思传统的时候，应该站在很高的层次上，用一种多维、动态的透视把握传统。从“五四”以来，我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简单的一元的两极对立的思考方式，即把传统看作可以被抛弃的包袱来看待。这样来理解传统，就低估了传统的流动的意义和多面的作用（正面的，负面的，不正不负、亦正亦负的，今日正面明日负面的等等）。用好坏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看待传统是很不够的。即便要批判我们今天深恶痛绝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除了引进西方观念外，还有一个如何吸取我们传统中的源头活水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文化认同”的问题。具体而言，这是关于文化的世界性和普遍性的基本价值的要求，即是特殊的民族文化向世界化认同的问题；关于一个特殊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的探寻，即是这个特殊而具体的文化个性的认同的问题。“文化认同”一般发生在“文化危机”的时候。认同不是一般的民族自我意识，而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认同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使认同成为活的认同而不是死的认同的一个原因。

“文化认同”有一个时代取向的问题。各民族文化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对现代化的普遍性认同，从而发生批判传统、转化传统的运动。文化的认同既是一个民族的课题，又是一个时代的课题，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巧妙结合。既要对现代走向的普遍性要素认同，又要对民族文化的特殊个性认同，使它们协调起来，是克服文化危机的“文化认同”复杂性之所在。

在文化变异过程中，暂时出现抱残守缺或浮泛创新是避免不了的。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过的“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错误思潮，是不符合文化涵化的规律的。我们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是一种整合型的价值系统，和19世纪以来西方价值系统的取向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有了这样一种全新的认同，我们就不会停留在所谓好的、坏的，精华的、糟粕的简单二分模式上，而是去建树一种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达到对于传统的全新理解，并且创造新的传统。这样，我们的文化创新不是浮面地引进西方文化，而是经过了自己的创造性的选择、理解、诠释的，在文化变迁中与民族传统涵化与整合的新的文化。

现代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现代化、世界化的过程中，各国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同时也越来越有个性。因此，对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它本身是多元的）的认同，既是一种批判地有选择地继承，又是创造性地推陈出新，从而使民族文化的个性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获得再生。

三、传统的解构与重构，离异与回归

传统的更新，文化的发展，其实是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并创造性地推进、转化传统的过程。换一个角度看，也是不断地解构与重构的过程。

文化既然是人们主动地创造的生活方式，主体就不会是无所作为的。文化创造者们的自我批判，积极主动地开放、引进，迎接新的挑战与冲击，是防止民族文化僵化、萎缩的重要条件。

沟通中西文化，为传统注入活力，有一个解构与重构的问题。在这里，不仅要发现隐藏在双方表层结构下的深层结构，发现真正可靠的沟通线索；而且必须主动地消解双方的原结构，在消化、吸纳外来文化，创造性地转化本土传统的过程中，重构新文化结构，也既是重建新的传统。

由于社会成员所处环境、生活经历、情趣、教养、知识结构、认识问题所依据的参考架构的差异，即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器物、制度与价值层次的熏陶不同，价值判断有着天壤之别。整个社会价值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传统的诠释定位，除了与时代有关外，还与同一时代的价值多元有关。因而，人们在实际上发挥、借取个人所理解的某一时期、某一学派的传统或某一地域、某一民族的传统都各不相同，这就使得传统与现代的重构呈现出多元的趋势。这种多元的趋势，又由于异质文化的冲击而越变越复杂。与异质文化的调适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这个调适的过程，就是边解构边重构的过程。单方面地被同化，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价值层面上。

历史上有些最激进的反传统人物，如马丁·路德、费希特、谢林、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也包括后来在文化大讨论中的一些反传统的人，都逐渐趋向于保守。对他们认识上的离异传统到复归传统，似不能简单地用所谓“阶级本质决定的”或者“文化深层结构的惰性”来加以解释。传统通过这样一些反传统的人物开辟了新路，同时又随着这些人物从不同层面上回归传统而显示了它的复杂性。反传统、批判传统为回归传统和重建传统提供了过滤、筛选机制；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诸元素的重构，实际上就在这种正——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不仅以上人物，而且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历史上，经常发生着“离异——回归——离异——回归……”的颠荡。当然，有些思想家的“回归”传统，在人生诸层面的低层次上，如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上乃至知性探求上并不回归，而在生活趣味、审美理想、人伦道德等高层次上“回归”，如林语堂等人就是这样的。林语堂自诩“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在两极对立中保持必要的张力。

“文明的演进是一个有积累继承、有革新创造、有借鉴引入、有吐纳消化的综合的连续过程。自上世纪以来，文化认同出现了十分复杂的状况。简单地说，一是以‘离异’为标志的东西方文化的对逆流向，即双方都有一部分人背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又都向被对方所扬弃的传统靠近；一是以‘回归’自我的疏隔流向，即各方都各自以重建民族文化为目标，用现代意识重新省视、解释并肯定自己的文化传统。”

在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在离异与回归的过程中，新旧文化要素被蒸散，被凝结，被重新综合，从而创造和推进了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化的建设。因此，解构或离异，重构或回归，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离异不是简单地抛弃，回归也不是简单地复旧，其中融进了每位思想家个人的人生体验。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显然是不可能直线上升的。在看待离异与回归这一文化现象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文化心态。

四、文化遗产继承的不同形式

文化发展，特别是精神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特殊性的问题，其实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问题。

但在左的教条主义的文化氛围里，我们老是纠缠在“继承什么”和“如何继承”上，这显得过于狭隘、过于简单了。文本的解读，并非只能抽绎出封建性和民主性，或者一般性和特殊性，继承并不意味着只是舍弃一方（“糟粕”或者“具体”）保留一方（“精华”或者“抽象”），继承有时候恰恰是兼收并蓄，有时候恰恰是继承其特殊性。何况不同的评价主体所理解的精华和糟粕、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绝不是相同的。

我们常常爱说“批判地继承”，这里似有三种误解。在左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人们把对传统和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理解为：第一，批判一部分，继承一部分；第二，先批判，后继承；第三，只批判，不继承。但在笔者看来，似乎应该是这样的：第一，批判和继承的是一个东西，一个对象，不能割裂成两块，肢解成两片，似乎这一部分是批判的对象，那一部分是继承的对象；第二，说批判和继承的是一个东西、一个对象，并不是说它是身外之物，因为我们正是在某一种传统中批判这一传统的，在某一文化遗产的影响下解释、评价这一文化遗产的，因此，与其说是先继承而后批判的，不如说是边继承边批判的；第三，继承中就寓有选汰，就寓有批判，就寓有扬弃（既保留又克服），因此，继承就是批判，批判继承也就是创造发展。有一定意义上，文化遗产的继承往往是“先立后破，立中有破”，而不是“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

如果借用解释学的理论，传统不仅指向“过去”，而且指向“未来”。传统中的“新的”与“旧的”、“死的”与“活的”的分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即是批判继承的过程。过去我们常说，要创造出“根本不同于旧文化的新文化”来，而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新与旧是相对的，任何新文化都离不开旧文化的资源和土壤。继承旧的，突破旧的，同时也就在吸收新的，创造新的，反之亦然。

传统绝不是单线递进的。传统文化在传递和累积中，外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的涵化和整合中，不可能不经常地变形、变质或易位，“死去”的传统，可以死灰复燃。社会文化日趋复杂多样，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评价、欣赏、借取、发挥，日趋多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现代人的价值观，使得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逐渐多样化了。因此，对于继承什么、如何继承的问题，都不可能一概而论了。

文化继承性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不同门类的文化的继承特殊性问题。技术的继承性、科学的继承性、哲学的继承性、文学艺术的继承性，各不相同，越来越复杂。苏联文化哲学家认为：对遗产的需要根源于现在的生活，艺术传统的创新发展虽说依赖于艺术的内部资源，却更依赖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艺术史的最重要的“合力”是非艺术的作用。这种“合力”是由一般社会关系和特殊创造关系的冲突构成的。在艺术史上积累的大量的范本和样式在文化发展的不同层次上，都可能被赋予现实的意义。因此，旧的东西与新的东西、艺术本身继承的东西与创新的东西是相互作用的。文化艺术继承性的特点在于，作为现实的价值和现代创作的参照物而被继承下来的，不是个别的语言成分或内容丰富的情节结构，而是完整的艺术作品。过去的艺术遗产之所以能“参与”现在的艺术生活，是由于它们既具有时代的特征，又具有全人类的价值。作为艺术体的个别成分是可以扬弃的，但作为完整的作品又是不能扬弃的。过去时代的作品既具有永恒性，同时又以完整的形式在后来的文化史中发挥作用。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与具体历史的东西的辩证法的基础。同一个旧的艺术体系的成分，既以扬弃和单纯的形式介入今天的艺术生活，同时又继续出现在被保留下来的完整的艺术作品中。过去的艺术作品是以完整的形式参与现在的艺术生活，作品的原文甚至没有丝毫变化，而作品的内涵却发生了变化，并且作为组成部分进入了对世界和艺术的现代接受体系，被赋予了同今天的艺术探索相一致的性质。艺术史的一般特征是它的发展的“非直线性”，即后一时代并不是对前一时代成果的直接继承。艺术史也不能图解成“螺旋线”，图解成对以前时代的不断否定。

文化继承性中，不仅有我们熟知的扬弃的形式，即此前的文化成果以既克服又保留的形式保存在新的文化成果和发展阶段上，而且还有我们不熟知的非扬弃的形式。例如，哥白尼和牛顿在科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但今天人们却很少去问津他们的原著，因为在物理学教科书中已经包含了他们学说的精粹；文学艺术则不然，莎士比亚不能代替但丁，但丁也没有掩盖过去的作品，《西游记》就是《西游记》，《红楼梦》就是《红楼梦》，毕加索就是毕加索，齐白石就是齐白石。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及其作品作为特殊的个体或珍品，是永恒的，而科学家的创造只是作为科学发展史长链中的一环保存下来。前者共时性强，后者历时性强。哲学家的创造则兼而有之。

继承的多样性，促使我们具体历史地研究个别的文化遗产或不同门类文化的历史，避免不分对象千篇一律地把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科学史、教育史等，图解成“直线上升型”或“螺旋曲线型”。

一个人对于包括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价值在内的所有人类文化遗产的掌握，是使个性得到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

（原名“文化传统刍议”，载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编《时代与思潮》、《文化传统寻绎》，学林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