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国魂

国学与国魂

国学不仅仅指一般的传统学术，如经史子集之学、考据训诂辞章之学等，尤其指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国学这一概念从本世纪初被章太炎们提出之时起，就含有振兴民族精神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性与人文传统，来批判或救治整个世界的西化、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弊病之意。可见，“国学”不仅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尤其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当然，这两者是有密切关联的。国粹派所谓“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即是主张通过保文化学术来救国家民族。但中国古代文人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区别“亡国”与“亡天下”。“国”是一时之政统，而“天下”则是恒久之道统，涵盖了中华文化的精髓。相比之下，“天下”重于“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是“天下”之核心，它超越了具体时空之政制、治统。

外国人研究汉学与本国人研究国学，具有很大区别，不可等量齐观。外国人重视饾饤枝节而忽略内蕴精神，他们视汉学为纯客观对象；而本国人对国学必然投入主观情感，怀抱温情与敬意的心态，而且身体力行，作为立身立国之本。在新的世纪之交，人们再倡国学、重建国学，我看有五层意义。

第一是知识层面。在数十年隔膜、两三代人不知经史子集为何物，真真是数典忘祖的背景下，特别是商业性的媚俗“文化”铺天盖地般冲击之下，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国学ABC的教育已是十分紧迫的事情。

第二是学术层面。随着国学大师们的相继去世，学术失传，学统不彰，分门别类、微观精深的研究，亟待继承与抢救。这正是各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导师们所做的“继绝学”的工作。新近有不少民间机构、同人刊物专力于国学研究，实是国学振兴的希望之光。“道欲通方，业需专一”。搞学问就是要讲精专，要坐冷板凳，远离车马喧腾的俗情世界。

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追求的层面。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道德危机与价值失序在今天已是无争的事实。一代一代人风的颓败最终将导致民族素质的弱化和民族性的消解。提倡国学，主要是提倡理想人格的追求，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第四是终极关怀的层面。一个人、一个族类必然有终极的信念、信仰。它超越了世俗人伦的实践意义。中国儒家的“天”“天命”“天道”，及其对这种终极真实的主体性体认，是儒者在精神上超越俗世的真正根据。儒家由宗教性的超越的肯定而发展出宗教与道德相结合的超越的肯定，即肯定人本乎自己的（又是天赋的）心性，从事道德实践的工夫，而可以知天、事天、上达于天（到达一究极的、为天所知的境界）。这些精神资源在当代仍有价值，可以救治现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荒谬处境。

第五是国魂与族魂的层面。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相矛盾，这一点从本世纪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汤用彤等人身上都可以反映出来。重铸新的国魂与族魂自然离不开真正的中西精英文化精髓的融和，正所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语），“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语）。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国学是本，“本立而道生”。国学不仅是建设与开拓现代化的重要的精神资源，而且又是反思和批判现代化（之负面）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对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一真命题，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层面加以肯认或否证。其实这一命题的意蕴超出了这些层面，而包含着个体与族类的文化心理、生命意识和终极托附的意义。失去民族己性与民族个性的现代化，绝对不是成功的现代化。又有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立论，对提倡国学者扣上“国粹”“复古”的帽子。事实上提倡者的视角早已转换，而挞伐者仍有“文革”遗风，不懂健康社会的价值多元。

国魂与族魂的重铸显然是建立在扬弃传统国学的基础上的。她是国民与族类的心结，系之于情感，诉之以理性，超乎于意识形态。

（原载1994年10月23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