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审美文化的总体特点

先秦时代，主要有六家哲学学派：儒、道、墨、法、名、阴阳。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三家。名家资料散佚，法家主要是政治思想，阴阳家也仅有片断资料。儒墨并称显学。道家是阴士思想，虽非显学，但影响广远。

笔者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审美文化来说，主要是儒道墨三家，他们在既相互对峙，又相互渗透、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一时代的审美文化的总体性特点，主要有五点。

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是大变革、大动乱时期的历史产物。向前看是继承了中国原始时期和夏、商、周以来的审美文化的优秀传统，最典型的，就是对原始易学的继承和发展；往后看，这一时期的文化哲学和美学思想一直影响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几千年，它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可谓是成熟期。

思想的成熟性是和体系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某种思想意识出现了自己的理论形态，是这种思想意识自觉的表现；那么，当这种理论形态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乃是成熟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哲学理论都已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现存的诸子百家的学术论著，就是例证。那么各派的美学思想是否已经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呢？目前学界尚有不同的见解。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代的美学，是不比同时期的西方落后的；但没有像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那样的独立的美学专著，难道就是尚未形成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显然，这种说法是欠理由的。如果说理论体系须以理论专著为标志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写过美学专著，也就没有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吗。其实，所谓理论体系，指的是理论观点间（包括种概念与种概念、类概念与类概念及种概念与类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的一个整体。我国先秦时期各家不同体系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与西方不同的是，它不是以单独的著作出现的，而是散见在各个思想家政治的、伦理的、哲学的著作之中，然其观点之间既是内在联系的，又是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说，是形成了理论体系的。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单用所谓“理性的觉醒”，是不足以概括其成熟性和体系性的。

所谓民族文化本土性，指的是中华民族审美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性格，是为我中华民族所有而为其他民族所无的“本土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整体既构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构成为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它一直发展、影响了几千年，对任何外来文化都能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为中国的现实服务，汉以后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改造，就是个范例。我们改造外来文化的理论武器就是先秦时期所形成的本土文化；而这个时期的审美文化正是这种本土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直至现在，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等等无不深深打上了中华民族的印记。这个印记的深层内涵，就是大圆太极。

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审美问题从其在理论上被提出之初，就是以世界统一原理和自由如何获得这样的哲学问题为背景，具有强烈的哲学价值论意味。审美问题从一开始就直接与人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作为整体的人、理想的人的层次上被理解，具有明显的终极关怀的色彩。从深受西学影响的近代以来的观点看，中国传统美学很不纯粹，其内容中有相当部分与美、美感问题无关。这的确是个重大缺陷。但从另一方面看，所谓近代观点立足于西方近代人文观念，其前提是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二重文化。审美，作为人的情感生活的价值建构无须承担终极关怀的责任。而对于没有宗教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好像只能把终极关怀的需要寄托在审美中，这即使在今天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因此，就理论的精神向度而言，中国传统美学又自有其深刻性和崇高性。

先秦审美理论，特别重视艺术文化的社会功效和目的。《尚书·尧典》提出的“诗言志”，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并非如后来学术界一般所归结的仅仅指创作的单向内涵，而是如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所揭示的，其内涵是由作诗和读诗——即创作和接受两种本质趋向所构成的。

而《尧典》这一观照文艺功效的接受视角，我们在先秦各派美论中均可有所发现。儒家从社会功利观出发重文艺，自不必说。墨家非乐，以文艺有负效应为论据，何尝不是另一种社会功利观？道家法自然，同儒家社会功利观大相径庭，而《道德经》中对后世文学、文论有启迪之处，如论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论有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论艺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等等，正是从接受的角度，从功利效应出发立论的。庄子批判文艺使人迷乱本性，记叙轮扁与桓公讨论读书等等，纯然是从接受的角度立论。以上史实表明，中国文论、美论在其滥觞时期就具有这样的品格：眼中有读者，把创作和接受纳入文艺研究的同一视野。各家各派无论其具体主张如何相悖，而从读者和效应出发评判创作的视角却是相通的。西方近代的读者学，其核心思想，也就是强调读者的接受视角和再创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