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学为基础的艺术观

孔子认为要使人们实行“仁”，最重要的是使“仁”成为人们内心情感上的自觉要求，而不是依靠外部强制。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为什么呢？李充说：“好有盛衰，不如乐之者深也。”“知”、“好”、“乐”也可以说是循序而进的三种境界。“乐”——外在的规范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的愉快和满足，外在和内在、社会和自然在这里获得了人性的统一，这也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它不只是认识、语言，不只是规范、善行，而是美、艺术。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仁”的这种最高境界，得到人生的这种最高快乐呢？显然，这不是仅仅靠道德的教训，更不是刑法的强制所能做到。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即用德政去引导感化人心，用礼去规范人们的行动。从感化人心来说，艺术正是一种能够使人们乐于行“仁”的重要手段。19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说过，审美和艺术能够“通过个体的天性去实现全体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已意识到这一点，这集中表现在他所提出的“成于乐”和“游于艺”的思想中。

何谓“成于乐”？孔子自己曾作过说明。“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所谓“文之以礼乐”，孔安国注说：“加之以礼乐；文，成也。”这就是说，君子的修身如果不学习礼乐，那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孔子所谓“成于乐”，就是要通过乐的学习来造就一个完全的人。而乐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又在于“乐所以成性”。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这话虽不是孔子自己说的，但符合孔子的意思。孔子认为乐能改变人们的性情，感发人们的心灵，使人自觉地接受和实行仁道。总之，孔子所以要高度重视、高度肯定乐的重要意义，就在乐对于人性有感染陶冶的作用。

何谓“游于艺”？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所讲的也是修身问题，即君子应当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满的人。在孔子看来，首先要以学道为志向，其次要遵循德（也是远古氏族的礼欲规范或习惯），再次要归依于仁，最后还要涉猎游观各种艺事。此所谓“艺”即指“六艺”，是孔子授教的六项内容：礼、乐、术、数、射、御。其中射、御之类是较低级的，是谓“六艺之卑”，也就是孔安国所说的“小艺”。术、数在当时也是“伎艺”而非艺术。“礼”之所以被看作“艺”，是因为“礼”的实行，包含着仪式、礼器、服饰等等的安排以及左右周旋、进退俯仰等一套琐细而又严格的规定，熟习掌握这些需要有专门的训练，所以带有“伎艺”性质。“乐”之被列入“艺”，也同“伎艺”密切相关，因为它要求对特定物质材料及相关的熟练技能的掌握。总之，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虽不等于后世所说的艺术，但包含了当时和后世所说的艺术在内，而主要是从熟练掌握其物质技巧的角度来强调的。其中“乐”在当时又是同诗、歌、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歌、舞不能离“乐”，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能离“乐”，但诗之所以不能明确地列入“艺”之中，是因为诗的学习掌握不带有一般所说的“伎艺”性质。孔子说君子在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还要“游于艺”，是说君子对于与物质技能有关的一切训练要有所了解和掌握，其中自然包括带有“伎艺”性质的“乐”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诗、歌、舞也要涉猎和掌握。一切物质技能的掌握，都包含着对自然合规律性的了解和运用，而具有一定技能性质的乐，更是如此。这种对技能的熟练掌握是产生自由感的基础。所谓“游于艺”的“游”，正是强调了这种掌握中的自由感。所以，和孔子提出的“成于乐”相比，“成于乐”主要是强调乐对人的伦理上的作用，强调心理伦理的交融统一；而“游于艺”则要求人熟练掌握各种自然规律来服务于社会生活，在这种掌握中，人获得了自由感。“成于乐”的“成”指的是人格上的圆满、成熟和完成，主要和伦理道德相关；“游于艺”的“游”固然包含有涉猎的意思，同时更带有一种自由感或自由愉悦的含义，其中当然也包含有游息、观赏、娱乐的意思。孔子主张君子在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还要“游于艺”，不仅是指掌握射、御之类的各种技艺，而且是指在这种技能掌握中所获得的自由的感受，这其实就正是艺术创造的感受，亦即审美的感受。尽管这样做的最后的目的，如后儒所指出的那样，仍然是为了学道，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礼记·学记》），但究竟已同只强调艺术的伦理道德的作用有所不同。其积极的意义在于：首先，在志道等等之外提出“游于艺”，表现了孔子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主张人应当在驾驭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中取得身心的全面自由，同时也说明了孔子对艺术在实现人的全面人格理想中的作用的重视。其次，在孔子看来，治国之道在礼乐教化，而“游艺”却能达到礼治天下的最高境界。因之，在孔子那里，这个仁学的最高境界恰恰不是别的，而是自由的境界，审美的境界，也即是“不改其乐”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