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约前580——约前500),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时代的伟大哲学家、思想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后世大多以李耳为老子,又称老聃。“老君”之称则最早见之于《后汉书·孔融传》。
老子本是有情欲的人,但自东汉后,被神仙方术之士“异化”为“教主”、“天神”。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时儒家已出现宗教化趋向,谶纬之学兴起,同时汉明帝时(公元58——75)佛教由西域传入内地。神仙家受儒家尊尧舜、神化孔子的启示,也便效法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方式,攀附在当地很有社会影响的黄老之学,推尊黄帝、老子以自文其教。佛教传入的刺激,对神化老子也有催青的影响。由于神仙方术之士的渲染,哲学家的老子便逐渐被捧离了世俗,而演化为神仙。开其端倪大致在汉明帝时期,《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至汉灵帝熹平、光和年间(公元172——184),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已盛行,信奉者甚众,老子已被尊崇为教祖。五斗米道首领张鲁托名“想尔”所撰之秘典《老子想尔注》认为道既“在天地外”,又“在天地间”,“往来人身中”,“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老子成为五斗米道的最高天神,这是神仙信仰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东汉晚期,“老子”、“道”、“(气)”已合而为一。《隶释》卷八有延熹八年的《边韶老子铭》记载,当地信道附会《老子》“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不自生也”、“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的话,描述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以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谶,降升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傍;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变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后汉王阜《老子圣母碑》亦云:“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老子已被描绘成无世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天神。
从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起,道教均奉老子为教主,尊称“太上老君”,一般简称“老君”。至南北朝,“太上老君”这徽号已经为道教中人所公认,北魏道士寇谦之利用“太上老君”的名义,着手“清整”道教,并自封为“天师”。《魏书·释老志》记载,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降世的故事,说:“以神瑞二年(公元415)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求,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稍晚于寇谦之的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也假托“太上老君”的意旨,建立道教斋戒威仪。至唐代,道教盛极一时,“老子”被唐皇帝认为族祖,神化“老子”更甚。《旧唐书·高宗纪下》记载,唐高宗乾封元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旧唐书·礼仪志四》载,唐玄宗天宝元年,诏《汉书·古今人物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天宝二年追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册尊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又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帝”。如此神化和美化“老子”,实是违背老子思想的,老子不是说“美言不信”吗?
当然,如此神化和美化,也确与老子其书《老子》中含有神秘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特别是其中关于宇宙本原的唯心之说、神仙信仰的长生久视之道、修道养寿的人生哲学,都是道教能够吸取、引申的内在思想因素。如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五十章:“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第五十九章:“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第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如此等等。《老子》,也称《老子五千文》、《道德上下篇》,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一本富有哲理而精微的百科全书,其词句精练简洁,含意深奥曲折,很多地方使后人觉得混沌不明,感到神秘莫测,这正给神仙方术之士提供了穿凿附会、向宗教引伸的条件,并因之而建立了以神仙信仰为核心,以《老子》之学为外饰的道教义理体系。
道教传至当代中国,已近两千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与儒、释鼎足而立,盛传不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着老子“和光同尘”思想的道教,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如经过新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城乡道士已不是仅靠斋醮香火谋生,而是在农业、林业、工业、旅游业等各方面,因地制宜,从事一些生产劳动。丛林宫观奉行宗教活动与生产劳动两不误的原则,道士大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教存在的阶级根源虽然已经基本消失,但道教在社会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拥有成千上万职业道士和难以统计的信道者。“文革”以前的十七年,总的来说,人民政府贯彻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界爱国人士受到尊重和信任。但在“文革”动乱中,道教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行禁止宗教活动,驱赶道士出观,摧毁宫观殿堂,使“太上老君”坐不稳莲花宝座。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力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资助修葺著名宫观,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协助开办道教院校,支持开展道学的研究,不仅使“太上老君”的智慧灵光又能在信徒的心目中闪烁,且也有助于对道家学说整体的研究,以利于现代文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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