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质”

和“形神”问题有内在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文质”问题。“文”与“质”，即事物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淮南子》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儒家的观点，但却用道家的理论，对它作了很大的修正。

首先，《本经训》中提出了“必有其质，乃为之文”的观点，譬如说人有喜、怒、哀、乐之情，才有钟鼓管箫、干羽旄、衰绖苴杖、金鼓斧钺以饰之。一切文采文饰，都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果文不副质，那就失去艺术的根本。所谓“必有其质，乃为之文”，认为文决定于质，质较之于文是根本的东西，这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儒家所说的质，主要是指个体内在的道德精神品质，是从“君子”个人的道德修养角度来看的，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淮南子》所说的质，虽包含有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内容，而特别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现实物质生活。它认为只有在统治者能够使整个社会政治清明、生产发展、人民安乐的情况下，礼乐等的文饰作用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反之，则礼乐等的文饰作用是虚伪的，是荒唐而无意义的。所以，《本经训》说：

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群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网罟无所布，耒耜无所设，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澹。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凄怆之志。乃使始为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文之本在于质，而这个质之本又在于社会的政治状态，人民的生活究竟怎样。这就扩大了质的含意，把表现于文的质看作是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状态的产物，这正是《淮南子》继承了儒家思想，而又以道家思想改造了的地方。

其次，《淮南子》还从道家思想出发来解释“质”，认为“质”即是事物不假文饰、天然具有的美。一切文饰都须以符合质的自然要求为限，如果文饰过分，就会有损质本身的自然之美。这方面的文论很多，兹引述几条如下：

白玉不琢，美珠不久，质有余也。（《说林训》）

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文不胜质，之谓君子。（《缪称训》）

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灭也。（同上）

显然，这和儒家的“文质彬彬”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文质彬彬”是要求质文兼备，情文并茂。儒家认为“质胜文”，即没有文采或文采不足，文章就粗野、不生动，艺术的价值就不高；反之，“文胜质”，内容空虚而华词丽藻，文章就浮华，其艺术的价值也是不高的。但道家的基本观点是重质轻文，特别强调“质”所具有的天然之美，认为是最高的美。《泰族训》中说：

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采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班不能造，此之谓大巧。

天地在化生万物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美，既然是任何能工巧匠的创造都无法比拟的，那么一切人工的文饰也就不必要了。同时，《淮南子》的作者们还认为，“文”与“质”无法两全其美。《诠言训》说：

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之无也。

显然，这是对儒家要求文质统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一基本命题的否定。

最后，那么能否说，《淮南子》是绝对否定质与文的统一，在质的美之外又加以文饰的必要性呢？那也不是。《泰族训》中说：“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美，天地之性也。”这就同上述所谓枝叶与根茎不能两美的说法相矛盾了。所以在《修务训》就说，西施本是“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但若穿戴极其恶劣丑陋，也会使人见之而掩鼻；相反，若加以精心打扮，那就会使“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者，无不惮痒心而悦其色矣”。可见，在具有天然美之外，又加之以人工的文饰也是非常必要的了。

总之，《淮南子》把道家所推崇的天然之美放在首要地位，它所强调的是“质”自身的自然之美，但同时又主张能使“质”显得更美的文饰。它只是反对那种没有“质”自身之美为基础和前提的虚伪的文饰，及那种有害于显示“质”之自然美的文饰。这些思想，当然是合理的。其缺点是，由于整个思想“出入经道”，企图综合儒道两家，而缺乏较系统的论证，故有逻辑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