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存在的人性缘由与意义

三、哲学存在的人性缘由与意义

为什么会有哲学，或者说人为什么需要哲学，这需要从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去理解。

人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的特殊性所在即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人类思想史上对于人的生命本性的理解虽然众说纷纭，但总跳不出两个方向：或者从人的自然生命出发把人的自然本能理解为人的本性，如自私、趋利避害等等；或者从人与动物的严格区分理解人的本性，如理性、使用工具、会说话、使用符号等等。这两个方向的理解反映的都是人的生命本性，前者是人的自然本性，后者是人的超自然本性，在两者合一的意义上，人是双重性的生命存在。虽然人的双重本性都对人的活动产生影响，但思想家们更多的是在人的超自然性的意义上理解人。这反映出一种人试图理解自己异于动物的独特性之所在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也表明，只有在人的超自然性的意义上理解人，才能理解人类异于动物界的特殊现象。

人的超自然的生命本性决定了人是“自我参与”到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的存在。这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不再是由先天的自然本性规定好的，而是以人自身的主体性因素（意识、情感、意志等等）规定自己的生命活动。人的这种生命本性决定了人不再是一种确定性的存在，而是“无定性”的存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是由人的后天的活动所确定的。也就是说，人是什么不是先天规定好的，人不存在确定不变的本质，人是经过自己后天的活动“做”出来的。人的这种生命本性是与动物明显不同的，动物的生命是被自然规定的，而人是通过自身的活动“做”成人的。高清海先生常说“猫无须去做猫，而人则必须去‘做人’”。^[1]费希特也认为：不是自然使人成为他所成为的人，而是人本身把他自己造成他将成为的人。这表明，人在突破了自然的规定之后产生了特有的生命问题，即“做人”问题。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是先天确定的，而唯有人是必须做人的，“做人”是人所无法逃遁的生命问题。因而，“‘成为人’就构成人永远追求的目标，成为人性的最本质的需要。”^[2]

“做人”对于人来说并不是源于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做“某种人”的社会性需要，在根本的意义上“做人”是由于人就是一种在“做”中才能确定自身的存在。因而，“做人不只是与头脑中的概念有关的一个术语，而是人这一特殊存在方式的一种处境，一系列条件、感觉能力或必要前提。”^[3]“做人像一件必需品一样是人的存在所固有的。”“停止做人，必然会终止人的存在。人的存在与做人之间具有本体论的联系。”“做人和人的存在是相互依赖的，构成前者的要素与后者的事实与冲动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4]“人的存在（human being）要求人成为人（being human）。”^[5]

“做人”的问题既是人的基本生命问题，也是人的根本生命问题。基本表明了“做人”问题的普遍性与永恒性，人作为特殊的生命存在总是要去做的；根本表明了“做人”问题对人来说是决定人是否是人，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也即表明了“做人”是影响到人是何种存在的问题。由于“做人”缘起于人的主体性，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依赖于人的主体性的活动方式。标志人的主体性活动方式是人的意识活动，特别是人的主体自我意识，而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主体自我意识的活动方式即哲学。

按照通常的理解，人的基本生命问题甚至根本生命问题是“生存”，因为人必须先活着才能解决其他问题，包括做人的问题。且不说“生存”问题对人来说是形下问题，“生存”问题与“做人”问题也并不存在先后的逻辑关系。把二者建立起“生存”优先的逻辑不过是一种人为假定。对于人来说，“生存”确是要使自己存在的首要问题，但由于人的双重生命本性，人的“生存”活动已经不是纯自然性的活动了，其中已经贯注着人自身的因素，只要人自身的因素对人的活动起作用，人就已经在做人了。“做人”是人的整个生命活动，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为解决“生存”问题而进行的活动也是在“做人”。“做人”对人来说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人存在就意味着人在“做人”。人是什么样的，是通过人的活动即“做”表现出来的。“生存”只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目标指向之一，围绕“生存”展开的活动只是“做人”的一部分，生存在某种意义上在人的各种活动中处于首要地位，优先地位或核心地位，但这种活动并不是标志人之为人的特性的活动。“生存”从人的生命意义或者说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并不具有“本体”地位。在这一意义上说，“生存论”并不具有终极意义，特别是，人的“生存”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无论“生存”的标准是达到“小康”还是富有，而“做人”问题在生命的过程中是无解的。“做人”就是生命的过程本身，只有当人的生命终止了或者人的主体性因素对人不再起作用了，“做人”的过程才算结束。孔子说“生无所息”，这句话可以说是“做人”问题的最好注解。

人所具有的超自然性决定了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人自己，也正是因为人的自我依赖而不是受制于自然的规定，人才能超越动物式的存在而成为人。人的自我依赖的根本性力量在于人的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人才成为类存在物。”人的类关系首先表现为人的意识关系，即全部的存在都能够成为人的意识的对象。动物也具有在生理意义上的意识，但动物的意识只能意识到被规定的对象，在此之外的存在不能作为动物的对象。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全部存在，而且能够把意识中的对象进行加工，进而通过实践活动变革作为人的对象的存在。人的对象在人的意识中的加工，一方面要对对象及对象间的关系进行理解，一方面可以超越对象本身进行创造。在人的意识与对象建立反映与加工关系的过程中，人发明了语言、观念、理论及思想。人通过语言认识对象，保存认识，语言使人的意识具有了稳定性。语言包含对对象的指称，更重要的是语言能够抽象化为概念。概念的形成为观念、理论、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语言特别是概念的发明，使人的意识中的世界不再是进入意识中的对象世界，而是成为具有独立性的世界，而且，人还可以利用语言构造在实存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世界。可以说，正是由于概念，人才成为普遍的自由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说，人的自我依赖所依赖的意识，在根本上是人发明的语言特别是概念。人通过概念形成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念。概念和观念都是意识对对象的思维抽象，因而具有超越性。但是，这种超越性不是无限的，总会有一个边界。在这边界处的概念观念即哲学概念与观念。可以说，哲学就是对人的意识活动的边界的命名，在这个边界之外的世界不是意识的世界。这就决定了哲学所具有的根本性、终极性、元性，也因概念观念本身的超越性而具有了超越性。同时，由于哲学处于关于整个世界的观念基础地位，因而具有了普遍性。在概念与观念根基处的哲学必然是人的意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成果，因而具有如智慧般的洞察性和深刻性。

人的自我依赖性凸显了意识对人的重要性，从而也决定了哲学对于人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根本上决定了人之为人的样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的奥秘在于哲学”，即哲学规定了人。另一方面，人的意识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使人的意识具有凝聚的中心，即都为人的“自我”服务，并且，自我意识使人的主体性得以成立，这样，人的意识才超越了为人的自然属性服务的工具性，意识才开始成为“为我”的意识，人的活动也才具有了依赖于自我意识而形成的对人的自我理解基础上的超动物性，人的活动中才存在着不以动物本能为目的的活动，人才会去追寻自身存在的意义。在人的自我意识的意义上，“认识自己”才成为哲学的主题，关于人的理解所形成的观念才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正因如此，“哲学的奥秘在于人”，哲学对于世界的观念在根本上说是人对自身的观念。

哲学的特性是蕴涵在人与哲学的内在关联中的。这种内在关联决定了哲学对人的重要意义。从解决人的问题的意义来说，哲学所处理的问题就是人的根本性问题，或者说，人的根本性问题就是以哲学这种方式来解决的。因而，哲学与人的根本问题也具有内在关联。

如果说“哲学的奥秘在于人”，哲学所要关注的就是人的根本问题，那么，“做人”问题就是这种源于人的生命本性的人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说哲学关注的是人的“形上”性问题，那么，“做人”问题也正是这种“形上”性问题中的根本性问题。在人的根本性“形上”问题的意义上，也可以反过来说，哲学正是关注这种问题的文化形式。在人的问题的意义上，没有高于“做人”问题之上的问题，在解决人的问题的思想方式上也没有高于哲学的方式。这种对哲学的理解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人为设定，但如果说是设定的话也是在人类历史中由人所创造出来或不自觉使用的一种特殊方式。

“做人”问题是人的命运，在根本上说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作为问题是“无解”的，“无解”是问题本身的性质，这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解决这一问题。尽管“做人”问题无法解决，但在人的这一问题中却蕴涵着需要解决并能够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做人”的方向与方式问题。

“做人”是人所无法选择的，这是人的命运。但是，人之所以能“做”，在于“做”的行动是与人自身的主体性因素相关的。人在“做”中起的作用就是可以自己决定“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如果人在“做人”中不起作用，“做人”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人在“做人”中能够自身起作用，人才是“主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甚至“自由”的存在。

人要“做人”，意味着人突破了自然规定的必然性的限制，这种对“必然性”的突破对人来说意味着人的活动具有了超出必然性的可能性。可能性对人来说意味着人可以主动地选择自己的活动，而人的选择由于不再是必然性的规定，因而也就生成了一种新的活动指向。这种可能指向的整体就是“应”。对于必然来说只能用“是”来规定，“是”表明了自然规定的确定性，而对于可能来说只能用“应”来规定，“应”的指向虽然也是一种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不是被规定的确定性，而是由人的选择所固定下来的确定性。因而，“应”是由人的“做人”问题中所生出的问题。做人可以说是自然对人的规定，“如何做人”却不在规定之中，而是在人的选择的“应”的范围之内的。

“应”所表明的也就是“如何做人”中的方向与方式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做人中的一个部分问题，而是弥漫于整个“做人”过程之中的问题。“应”的问题源于“做人”的问题，只要“做人”的问题存在，“应”的问题就存在。或者说只要人活着，就有“应”的问题。但是，“应”的问题在“做人”问题中的整体性，表明“应”是包含着“形下”与“形上”的所有问题的。“应”是有解的，这种解即人做出选择。“应”的问题解决方式是多样的，从“形下”的问题来说，“应”的问题的解决可以诉诸于直觉、经验、习惯、思考以及心理反应与情感冲动等等，而对于“形上”的“应”则要诉诸于智性之思。“形上”的“应”的问题是源于智性之思的，是对人的生命本性中的“做人”问题的自我意识，即使没有清晰的对“做人”以及“应”的问题的自我意识，但人总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形下”问题，在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中思虑“应”的问题，也即可以对自己“应当”如何在超越具体问题的意义上进行筹划。这意味着，“应”的问题存在着由日常的具体“形下”到超越具体的“形上”的序列，而在“形上”的“应”的问题中一定会有一个终点，这种终点意味这“应”不会无限的扩展，没有尽头，在终点的意义上，也就是具有终极性的“应”的问题，这种问题就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的问题。

终极性的“应”即“如何做人”问题中的终极方向与终极依据的问题。终极方向即“做什么样的人”的“元”判定，而终极根据即终极方向的判定依据。人所进行的选择不会是任意的，而总是试图选择最好的，因此，“应”中必然会蕴涵着价值问题。就是说，人选择的“应”总是被选择者所认定为是合理的、恰当的、好的，也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所做出的选择未必是“有价值的”，但“有价值”总是蕴涵在选择中的主观意图之中的；“价值”作为人的追求指向在“做人”问题上意味着方向问题，反过来说，“做人”问题的方向即“价值”，而终极性的方向也就是“终极价值”。从哲学在关注人的“做人”方向与根据的意义上说，哲学所关注的即“如何做人”的终极价值与终极根据，对终极根据的探寻在西方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方式上即对终极存在的探寻。孙正聿教授认为：“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基本内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6]这种理解是按照西方哲学史对“本体论”的内涵进行的概括，如果从人的根本性问题（“做人”）来说，“本体论”正是出于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需要。因而，“终极解释”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给出“终极价值”的“终极根据”。

终极根据在根本上是为终极价值寻求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是从属性的，但从人的存在境遇来说，人突破了自然性的限制也就把自身放逐于无根据的境地，而人又是需要根据的，只是这种根据需要由人自己去确立。在这一意义上，终极根据的问题也可以成为单独的问题。但是，终极根据的目的也在为人的“做人”提供方向，而不在于使人获得心理甚至心灵上有根据的满足与安慰。终极价值与终极根据的目的都在于解决“如何做人”的方向问题，终极价值是直接寻求方向，而终极根据是以确立基点的方式推出方向。

人作为“类存在”意味着人是“可能”的存在，“可能”意味着人的活动的“应”的方向与方式具有在“类”的范围内的各种可能。这些可能转变为现实，既取决于人的个体主体性因素（知、情、意）和社会性因素（文化），也取决于人的历史及现实生活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可能转变为现实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可以说是存在于可能性之中的，而其变为现实对于人来说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变为现实的偶然可以通过人的“试错”而加以纠正，也可以通过时间的延续为历史所淘汰。而对于面向未来的人来说，总会期望在各种可能中找到最恰当、最好的“应”，即找到具有必然性的可能性，从而作为行动的方向与根据。在这一意义上，哲学正是这种探寻具有必然性的可能性的人的活动方向与方式的人类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