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背景

人怎样活动以及创造出何种文化成果，既取决于人的生活环境，也取决于人对人的全部生活关系的理解。当人的理解能力还处于不太发达或者说人的意识还处于发展初期，人的生活环境就对文化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

中国古代哲学同西方古代哲学的差别主要是由各自发生的背景决定的。这种背景也是特殊的文化样式得以形成的基本背景，主要包括地理（自然环境）、历史（时间因素）及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社会组织形式）。为了与西方古代哲学进行比较，我们先从西方古代哲学谈起。

1.西方古代哲学的发生背景

以哲学（philosophy）为名称的人类文化形式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希腊。要对古代希腊形成一种较为清晰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古代希腊无论从地理、历史还是社会、政治及经济等方面来说都不具有固定、连续、单一的特点。要比较清楚细致的把握古代希腊，就只能系统地学习古希腊的历史了。作为理解古希腊哲学产生的背景知识，我们这里只能对古希腊的大致自然、社会历史情况作以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背景因素对于古希腊哲学形成的影响。

古希腊世界实质上是以希腊人命名的世界。希腊人属于欧洲的白种人，是游牧民族。^[2]古希腊所在的地域“除了现在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南部而外，还包括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即伊奥尼亚地区、意大利南部及爱琴海中的各岛屿等。在这块不大的地域中，海陆交错，山峦重叠，除了北部地区而外，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与海洋的距离超过50公里，其自然环境与东方大河流域的古老文明迥然相异。”^[3]这片地域并不是希腊人一直生活的地域。在希腊人入侵这片地域之前，这里存在着爱琴文明和腓尼基文明。希腊人在古希腊的历史是从希腊人入侵这块地域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希腊人并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只是从进入这一地域开始，希腊人开始在继承和学习当地以及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文化。古希腊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正是这样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希腊人走上了征服海洋，以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发展道路。”^[4]由于地理特点的局限，希腊人很难形成统一的国家。在政治上，希腊人建立起无数的城邦。城邦就如同一个国家，其中最有名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在城邦内部的社会制度首先是奴隶制。奴隶在城邦中虽然人数比例很高，但主要从事生产、服务等劳动。奴隶之外的人除了奴隶主还有平民，这部分人虽然不是很多，但却是掌握城邦政治权力的人群，他们创造出了民主政治制度。因而，古希腊城邦制从政治上说是奴隶制和民主制。

对于上述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些理解：古希腊人的文化史不是继承自己民族的文化的历史，而是在学习其他文化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新文化的开端。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是开放性的，有利于各种文化的交流，同时，这种地理环境又是复杂而险恶的。复杂表现在平原、山地、海洋的交错，险恶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恶劣。这种地理环境一方面决定了希腊人的社会生产不以农业和牧业为主，而是以商业为主，伴随着商业的是战争和掠夺，古希腊之前和之后的历史都充满了无数的掠夺与战争。古希腊的地理还造就了城邦制与奴隶制，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也促成了希腊文化的创生。

古希腊哲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希腊人的生活世界里诞生的。尽管许多人都把希腊文化的产生看成是一个奇迹，但其实希腊文化的奇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她的现实基础就是希腊人的生活世界。从哲学的起源上说，希腊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了哲学这种文化形式得以产生的各种基础。古希腊开放、复杂、险恶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希腊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好奇与抗争。在一个开放复杂的环境中，总会让人发现一些新奇的事物，新奇的事物是那些人们“不知道”的事物，不仅不知道事物是什么，也没有关于事物的名称。这些新奇的事物总能激发人对自然的好奇心或惊异感，同时也激发人的求知欲望。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把求知当成人类的本性，他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5]他还认为，哲学开始于人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6]由于亚氏的这个理解，后来的各种西方哲学史都把哲学起源的心理状态解释为“惊异”。“惊异”的心里显然是指向自然事物的。尽管对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倾向存在不同理解，例如，法国学者韦尔南认为，自然并不是古希腊哲学的核心，对自然的思考不过是对社会政治问题思考在自身上的投射。^[7]但是，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存在以及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研究实质上都规定了西方哲学后来以自然为中心的倾向。牟宗三先生就认为“西方哲学关心的重点在‘自然’”^[8]。

除了因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关注且惊异于自然之外，希腊人的商业活动也促使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断发展，特别是数学这种脱离了具体事物的纯粹抽象思维能力，可以说只有在商业文化中才能不断发展起来。古希腊的奴隶制使一些人（主要是奴隶主和平民）有了生活的闲暇。这种闲暇使他们能够摆脱生活琐事的牵扯而静心思考。因而，闲暇似乎也是古希腊哲学产生的一个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促成了人类不以实用为目的的知识，“又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9]

古希腊哲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明了“理性”这种思维方式。“理性”的发明直接源于城邦制和民主制。在民主制的城邦中，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权力，话语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所以这些问题必须能用演说的形式表述，符合证明和证伪的模式。这样，政治和逻各斯就有了密切的相互联系。政治艺术主要就是操纵语言的艺术，而逻各斯最初也是通过它的政治功能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规则和效用。历史地讲，正是修辞学和论辩术，通过对演说形式这种在公民大会和法庭斗争中克敌制胜的武器的分析，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开辟了道路。”^[10]城邦还使“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从此，讨论、辩论和论战就成了思想和政治的游戏规则。”^[11]“在民主城邦中，话语将树立起威望，精通它的人将占据优势”^[12]正是在城邦制的这种政治环境中，出现了“智者”这种擅长辩论的人，哲学家也同时出现在“智者”当中，只是哲学家并不只是关心辩论的技巧，而是开始寻求论说之事的本质，这种追求即“爱智慧”。

古希腊的文化是在没有历史继承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正是由于希腊人没有自己的历史，如果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算作希腊人的历史，那么这种历史对于后来的希腊人也是“断裂”的，没有任何影响的。没有自己的历史意味着不会产生对自身民族祖先经验的依赖，同时也不会受已有文化传统的束缚。正因如此，希腊人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化，这正如美国人因为没有自己的历史而创造出新的美国文化一样。城邦制、“理性”都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发明创造，而哲学的出现，与这些发明有着直接关系。

在上述背景中还蕴含着一个问题，即古希腊哲学在针对的问题类型上属于“提出的”问题。^[13]不论是自然哲学所思考的自然世界，还是在智者哲学中思考的话语哲学，他们都是在“提出的”问题的意义上进行思考的。自然哲学家思考各种事物“是什么”，“智者”哲学家思考话语中的“概念”“是什么”。对“是什么”的思考只能源于“提出的”问题，即（questions）。对这种问题类型的哲学思考，奠定了西方哲学的主题与走向，这就是探寻事物本原与寻求知识的路向。

2.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背景

中国人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后来又扩大到长江流域，这一地理位置几千年来没有大的变化。由于这两条大河流域四周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沙漠，南面是热带丛林，北面是草原戈壁。以古人的生产能力很难生存，这些地域就成了限制中国人向外拓展的自然屏障。这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区域具有封闭的内陆特征。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念，以为自己的生活区域是“天下”的中心，这是“中国”观念形成的根源。

尽管中国人作为“炎黄子孙”在最初是以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获得生存的，但是随着农耕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国人建立起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中国的农业文明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这种小农经济决定了中国的“乡土”社会^[14]特征。

由于要靠天吃饭，中国人对“天”有着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复杂性在于中国人对“天”既“畏”又“敬”。“畏”是因为“天”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最终力量，具有神的特征，因而要拜“天”、祭“天”，以求得“上天”赐予风调雨顺。就连孔子都要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种“畏”的情感是宗教性的。“敬”是因为“天”给人以好的收成，使人得以生存。这样来理解“天”，“天”就被赋予了道德属性，所以《易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由于“天地”具有道德属性，“天地”就成为道德的根源，也成为中国人效法的对象。

小农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人以家族为核心的经济组织形式，人们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差序格局”。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是一种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结构。由于人们的生活几乎绝对的依赖土地，在正常情况下人口很少流动，这使得中国人的乡村社会成为十分稳定的“熟悉人的世界”。这种社会的组织构造是中国宗法制和君主制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一个“熟悉人的世界”里，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使得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也就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中国人爱“面子”的传统就源于此。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中国人才非常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同时，各种伦理信条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伦理特征的主要原因。

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不能忽视历史因素。在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集中诞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之前，中国有历史记载的历史就有两千多年，如果加上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代，中国的历史就更长了。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结构没有大的变化。正是通过在这种超常的时间中的经验积累，才孕育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超常思想。

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封闭性。在封闭的环境中，缺乏与异类文化交流的机会，因而中国的文化是一种自我孕育和发展的文化。历史的连续性使中国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这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自内积聚的特点。历史的悠久，以及生活方式的稳定，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一种经验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依赖性。中国人重历史、重传统，不仅与小农的生产方式有关，也与历史的悠久性相关。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与长老统治都是这种历史悠久性与小农生产方式的表现。

中国古人的生活世界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具有封闭性，这使得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中国人失去了产生“惊异”心理的可能。对于一个熟悉的世界来说，没什么是值得“惊异”的。孔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就是说，中国人对于自然事物，已经没有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倒不是说中国人已经完全把握了自然事物，而是说由于历史经验的积累，已经为后人提供了为自然事物命名意义上的知识，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以满足实用为目的的知识，这就使中国人完全可以消除在自然生命过程中由于“无知”而产生的对自然事物的疑问。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类似孩童才能出的那些“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种环境里得以解决。也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是提不出中国文化中解释不了需要继续追问下去的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是无法走上西方文化道路的。因而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式的哲学，也不存在西方式的宗教和科学。

中国文化还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实用性的特点与倾向决定了中国人缺乏超越实用目的的对自然、社会的思考与认识。中国人的知识都具有实用性。早期的文化经典《易》，《尚书》都是首先以实用为目的形成的。其中蕴含的对自然、社会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的。实用的特点与倾向表现出中国思想的价值性和实践性，而缺乏纯粹的理论性。这与西方寻求超越生活世界的本质世界与理念世界，进而建立一种超实用的理论体系是根本不同的。这种实用性特别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对自然的研究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实用始终是以人为中心的，对自然的认识始终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认识和理解的。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都是在实用的目的下产生的。特别是在中药的意义上对自然物的理解，也是以实用为目的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对物的理解，甚至影响中国上千年的阴阳、五行观念，也是建立在人与事物关系基础上的。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几乎没有脱离人的关于事物自身的纯粹性认识和理解，超越实用目的中国文化大概只存在于艺术当中，但艺术作为人的情感表达，也摆脱不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目的，只是这种需要是一种特殊的需要而已。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背景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差异并不是单纯的背景问题，在两种背景中，两种哲学所针对的问题类型已经迥然不同，这也就造成了两种哲学在思想主题乃至整体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