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救世之道”的墨家哲学

尽管我们认为墨家没有真正的“生命之道”，但是按照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特质的理解，墨家也有自己的“道”“理”和“术”。我们对于墨家的介绍也按照这个逻辑思路进行。

1.墨家的创立及其思想性格

虽然墨家把自己的思想传统上提到禹，但在墨子之前并无历史记载的墨家人物。可以说，墨家实质上是缺乏思想传统的，墨家就是由墨子创立的学派。墨子，名翟，出生地不详，司马迁说他曾任宋国大夫，但长期生活在鲁国。墨子的生卒年也不能确定，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属于孔子同时代但比孔子稍晚。墨子出身社会下层，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养成了苦行耐劳的性格，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的献身精神。墨子虽然出身下层，但能著书立说，流传下来《墨子》。

墨家和其他学派不同，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墨家的思想主张也与墨子的出身及思想性格相关。墨子出身于社会下层，从社会下层的立场和角度思考社会问题。正因如此，墨家是缺乏以往文化传统的学派，因为多数文化往往是在社会上层形成的对人的生命的理解及其生活方式，并对整个社会发生影响的。

墨家的思想性格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表面看来，这种思想性格和儒家相似，但实质上有根本不同。

墨家的现实主义以“利”为核心，是从社会下层出发的现实主义。因为缺乏文化传统的根基，墨家的现实主义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这种经验主义是从社会下层的现实需要出发的对人的社会生活的经验总结，这种总结是在理性思考范围内的；儒家的现实主义是从人的生命的安顿意义上对社会秩序的应然方向的把握，也是从人的生活的总体以及人的生命的丰富性与完善性上对人的生命之道的把握，儒家的思想也有经验的成分，但儒家思想不局限于经验，而是在经验基础上的对生命本性的体悟以及对以往文化中的符合生命本性成分的体悟。

墨家的理想主义是着眼于当下问题的解决而力行的一种理想主义，而儒家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基于人的生命本性的从文化意义上改变人与社会的长远的理想主义。墨家和儒家在思想性格上的这种区别，决定了其各自的思想方向，也决定了为什么儒家能够成为影响中国历史上千年的基础性文化，而墨家作为学派只是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时的显学，其文化意义上的长久性价值只是作为一种精神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当中，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面对社会剧烈变化时为理想不惜牺牲的献身精神。

2.墨家之道

从道的意义上理解墨家思想，墨家是一种“救世之道”。墨家面对的社会现实同诸子百家是一样的。墨家认为，社会的混乱失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财富的缺乏，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在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这一思想成为墨家的思想主题，墨子的所谓十大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都是以这一思想为核心的。墨家的思想主张由于缺乏文化根基，因而难以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为多数人所实行的生活方式，只能通过社团的方式在狭小的范围内实行。只有这种社团才是实现墨家主张的践行者。在这一意义上，墨家的救世之道不是以文化救世，而是以身体救世。墨家团体在反对战争的过程中，成为那些弱小国家的“志愿军”或“义勇军”。墨家在救世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不怕牺牲精神成为墨者团体的标志。当这种精神超越了团体而成为个体的精神，就转化为“侠士”精神，这种“侠士”是那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可以说，墨家虽然不是中国“侠士”传统的开端，但对“侠义”精神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墨家之道的核心从思想上说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一核心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表现为“尚贤、尚同、兼爱”和“节用、节葬、非攻、非乐”等具体的思想主张。

在“兴利”方向提出的“尚贤”不算是墨家独创的思想，除了道家，包括儒家及其他许多学派都主张“尚贤”。但墨家主张的“尚贤”是以兴利为目的的，墨家认为贤人既有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道德又具有较高的能力，因而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尚同”是针对当时各国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提出的。秦统一六国后的统一货币、度量衡等政策就符合“尚同”思想主张。“尚同”可以提高社会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消耗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兼爱”是墨家的代表性思想。“兼爱”就是普遍的、平等无差别的爱。按墨子的说法就是“使天下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为彼，犹为己也。”（《墨子·兼爱下》）需要注意的是，“兼爱”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人与人之间的博爱，也不是以爱本身为目的，“兼爱”的目的是通过“兼以易别”达到“交相利”，即普遍的无差别的爱是以相互获得利益为目的的。

除了这些具有概念性的思想外，墨家在“兴利”方面还有一些没有赋予概念性名称的思想。比如，墨家主张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社会财富，一方面提高现有土地的生产效率，“地不可以不力”，另一方面主张积极的拓荒开垦，增加可以耕种的土地数量。

在“除害”方面，墨家的“节用、节葬、非攻、非乐”思想没有特殊的思想内涵，就是主张节约，反对厚葬，反对战争，也不要生活里面那些娱乐的事情。这些主张也是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除了反对战争之外，其他的各种“除害”方式都具有反文化的意味，似乎人们的生活只要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就足够了。人的社会生活除了维持生命存在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外，还有多方面的丰富的需要，这些需要主要是人的情感、精神等方面的需要，对于这些方面的满足通常是以文化的方式实现的，礼乐就是解决人的这方面需要的中国文化内容。礼乐从物质财富的意义上看，是一种浪费，但又是必要的。墨家因为要增加社会财富而主张在生活里去掉这些礼乐的内容，这是不近人情的，也是不符合人的生命本性的。墨家的这种要求对于少数能够过那种没有文化的生活的人来说是可能的，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种主张缺乏普遍性，因而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3.墨家之“理”和“术”

在墨子十大主张中，“天志、非命、明鬼”都属于论证墨子思想的理论依据，即“理”。“天志”是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有意志是因为天是具有人格的神。天的功能是赏善除暴。天的这种意志是对人有利的。“天志”思想是要人们通过对天的敬畏而行善除恶，减少社会的动乱。这个思想也是以“兴利”为目的的。“非命”是认为，天虽然有意志，但并不决定人的命运，因而，人不能坐等天地赏赐，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的生存，把握自己的命运。“明鬼”是认为，世界上存在着鬼神，鬼神是帮助天赏善罚恶的。这个思想是配合“天志”思想的，是“天志”的具体表现，如果人们相信鬼神，也就能够按照天的意志倾向行为了。

可以看出，墨子的这些“理”都具有想象的成分，其中的“天志”和“明鬼”都符合社会下层的具有迷信色彩的思想意识。“非命”思想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但和“天志”与“明鬼”又有明显的矛盾。因而，墨子的思想作为一种想象，缺乏内在统一的逻辑，如果说有逻辑，那也是以“兴利”为核心进行的理论构造。墨子的这三个“理”还有和儒家唱反调的色彩，其他思想除了“尚贤”和“非攻”与儒家一种外，也有故意唱反调的倾向。儒家讲礼乐是具有文化根基的，儒家不讲天有意志也不讲鬼神是相信人自身的道德力量，而孔子讲“知天命”也是从人的道德意义上体会自己生命存在的使命，这种命并不是生死贵贱意义上的命运之命。儒家的整个思想是具有源于人的生命本身的内在根据的，而且也是具有一贯性的。这种思想特点是墨家思想所不能比及的。

墨家思想除了上述理论根据之外，还以古代的大禹作为自己学派的思想源头，这也可以看成是墨家的一种从文化传统意义上为自己的思想提供根据的“理”。墨家以禹为思想源头，实际上是以大禹治水时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为精神支柱的。但是，必须清楚的是，大禹治水本身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能够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忘我力行、不怕牺牲的精神，并不能提供正常生活的观念与方式。因而，大禹对于墨家仅仅是精神上的支撑，即以身救世的精神，无法提供具体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墨家的思想多是自己的创造，或者是在和儒家的比较中提出的相反的思想，这些思想既缺乏思想传统的依据，也缺乏人本身的生命根据，可以说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的想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墨家缺乏源于人的生命本性的“生命之道”。

墨家的“术”是如何达到救世的方法。在思想方法上，墨子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三表法”是墨子提出的判定真伪是非的三个标准。《墨子·非命上》说：

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第一表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二表是考察百姓的感官经验，第三表是观察政策在实践中获得利益的效果。墨子的“三表法”是一种思考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这一方法是考察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经验和效果的方法，具有经验主义的性质。

除了明确的“三表法”这种思想方法外，墨家的其他方法大多是一些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技术。如墨子利用擅长的守城方法，打败了公输班的进攻技术，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墨家作为直接从事生产的群体，对自然及社会生活有更直接的接触，因而在《墨经》中记载着墨家研究自然及发明逻辑等方面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当时也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术”的意义，从历史发展来说，这些研究对于中国人在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墨家的“术”还表现在严格的社团性组织上，这也是墨家能够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的原因，正是这种组织的存在，保证了墨家思想的实践能够以一种社会势力的方式对现实直接产生影响。当然，作为一种组织也总具有其本身的局限，这种组织越发展就越会失去创造者的那张精神追求，反而成为具有世俗性的团体，墨家组织后来的分裂与消失都与世俗性的争名夺利有关，这也决定了这种组织的不能长久。从个人的修养方面来说，墨家崇尚一种现身精神，为了理想而不惜牺牲，“摩顶放踵，死不旋踵”。这种精神也有其修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在首领的精神影响下实现的。从个人生活方面来说，墨家讲究节俭，反对奢侈的个人生活，要求墨者们以工作和随时的牺牲为生活内容。这些要求人的修养“术”在特定的情境下能够使人具有那些精神以及生活习惯，但从长远来说，这些修养的内容并不是符合人的生命本性的，因而是难以真正把人培养成墨者的，用庄子的话来评价就是“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在《庄子·天下》中对墨家思想的主张进行了介绍和批评，那些批评是非常深刻的。我们把林语堂先生的译文抄录在此，算是对墨家的总结。

古代的道木有这样一派：不使后世风俗奢华，不浪费万物，不炫耀典章制度，而以法度来勉励自己，帮助世人。墨翟和禽滑厘听到这种风尚极为欢喜，但是他们做得太过分，太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墨子的《非乐篇》主张“节俭”和“人生下来时不必唱歌，死后也不必悲泣”。他还广传博爱之教，竭力为他人谋福利，一心反对战争。所以他的学说是教人温和不愠。此外，他不但自己好学，更希望其他的人和自己一样，也能努力求知。他和古代的圣王大不相同，他觉得他们太过奢侈，所以主张毁弃古代的礼节和音乐。

关于古代的音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武乐》。至于古代的丧礼，贵贱有一定的礼仪，上下有一定的等级，像天子的棺木育七层，诸侯的五层，大夫的三层，读书人的则为两层，便是一例。

如今独有墨子主张生时不唱歌，死后不悲泣，只用三寸的桐棺，定为通行的仪式制度。但是，以这个道去教人，恐怕不是爱人的道理吧！即使自己实行，实在也不是爱自己的道理。

我并不是要攻击墨子的学说，只是，在应该唱歌的时候，他反对唱歌；应该哭泣的时候，他反对哭泣；应该快乐的时候，他反对快乐，难道这样就和人情相合了吗？

人生而劳苦一世，死后又不能厚葬，墨子的道未免太枯寂了！这样的道只令人忧愁悲伤，若要付诸实行，实非易事，它违反了人性。天下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忍受得了的道，又怎能算做圣人的大道？尽管墨子本人能够实践这种学说，天下人不能做到，又有何用？一旦离开了人性，距离王道也就愈遥远了。

墨子曾说：“从前大禹堵塞大水，开决江河，使水流通于全国各地的时候，大川有三百，支流有三千，小河不计其数；而禹亲自拿着盛土的器具和掘土的锄头，将小川的水聚合顺流到大川里，以致腿肚和小腿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他冒着大雨，迎向暴风，不停地奋斗，终于得建大国。禹是大圣人，尚且为天下人如此劳苦，何况你我？”

因而，后来的墨者把穿粗服、草鞋，日夜不休的工作当作最高的理想。还说道：“无法做到这样，就不是禹的道，就不配做墨子的学生。”

以后相里勤的弟子，五侯的学生，和南方的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等人，都是研究墨子学说的。但其怪异之处又和原来的墨子学说不同，他们互称对方为墨子的别派。这些人用坚、白、同、异的辩论来互相攻击，以奇异的理论相互应和，推举本派中的巨子为圣人，并拥护他做领袖，一心希望承继墨学的传统，所以直到现在，墨子之教仍是纷争不绝。

墨翟、禽滑厘的用心是对的，但是实行的方法却有些偏差。因为那样，将会使后世的墨者只以磨光腿肚和小腿的汗毛为奋斗的目标，彼此互相竞争标榜。结果反而变成扰乱天下的罪多，治理天下的功少。

不论如何，墨子确实是极爱天下的人，想在世上找到像他这的人实在也不容易。以他刻苦到面目枯槁也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来看，他确可称得上是“才士”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