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提出儒家之道来自于由天所受之“性”，但“率”这种“性”为何是儒家之“道”？也就是为何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出自于“天命”？这个问题《中庸》并没有阐释，所以孟子直接就说“人性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仁义道德是必然的。人为何有这种“性”，孟子并没有从外在于人的天地方向去谈，而是从人的内在方面即本身上谈。这样，孟子的思路就从“性”转到“心”，就不从“性”而是从“心”上说“仁义礼智”了。
1.孟子及其思想性格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贵族后代。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授业于子思的门人。据说他多英气，善辩论。生活经历与孔子相似，年轻时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不被采用，晚年从事教育工作。其弟子将孟子言论集成《孟子》七篇。孟子以传承儒家之道为己任，为儒家之道建立思想根据，开辟从“心”解释儒家的方向。孟子在当时影响不大，直到唐朝韩愈把孟子放到孔子之后的儒家“道统”传人才提高了他的地位。到宋代，《孟子》一书也引被宋儒所重视，作为儒家“四书”之一，孟子逐渐被后世奉为“亚圣”，后人把儒家之道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在思想性格上也是理想主义者。孟子的理想主义蕴含着儒家的“勇”，而且是一种大勇。孟子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体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还说：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认为，士最重要的事情是“尚志”：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
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而且对于士的穷与达的关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这种“志士”的最高境界就是“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膝文公下》）
从上面引述的孟子的话来看，孟子以弘扬儒家之道为使命，呈现出一种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概。这种气概表现在孟子的著作里，从中可以感受到孟子滔滔雄辩的风采，以及他的文章富于论证性和辩论性的特征。
2.人的善性内在于人
孔子倡导“仁道”，但并未解释“仁”之来源，只是从“知天命”“天生德于予”中暗示了行“仁道”是由天所赋予的使命，这才引发了《中庸》把“天命”解释为“性”，进而从“性”去建构“仁道”根基的努力。这种努力实质上是为“仁道”建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根据，“性”及“理学”的思路是向外寻求，而孟子则是向内，即向人本身寻求。
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
膝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膝文公下》）
孟子说人“性善”，但并没有从“性”上去解释，而是从人本身来解释。人从善的方面来说，尧舜作为古代的圣人，是善的代表，因而“言必称尧舜”。尧舜作为真正的人的代表，是因为他们存有人之善性，这样看来，人的善“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无此“性”，人就是禽兽。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尧舜所具有的善性是内在的，因而是“由仁义行”，这样，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人的善性也是内在的。孟子说：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这就是说，仁义礼智这些人的善性的表现，不是从外在的方面强加给人的，而是人所固有的，只是人没有思考，不知道而已。很明显，孟子解释仁义礼智这些善性的思路回到了人本身。
尧舜作为具有善性的君子是否是特殊的人而不代表普遍的人呢？孟子通过尧舜说明人性善，并不是说像尧舜这种圣人才是善的，而是说尧舜的善性是人所具有的善性的代表，每个人都有善性，因而，人人皆可成为尧舜。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日，然。（《孟子·告子下》）
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
正是在人人皆可成为尧舜的意义上，尧舜所具有的人的善性是人的一种普遍具有的善性，宋儒因此认为，“满街都是圣人”。
孟子认为作为人的善性的仁义是内在于人的，也就是论证了仁义是人的内在的生命本性，孔子所主张的“仁道”也就不是从外面强加给人的，而是从人的生命本性出发的人之为人的“生命之道”。
3.人性善在于人心善
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是内在于人的。如果进一步追问，这种内在的善性存在于哪呢？孟子的回答是人的善性内在于人心。“心”在孟子之前就已出现，孔子也说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但在孟子之前，“心”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深入阐发。可以说，正是孟子重新发现了“心”，并将其提升为儒家哲学的核心性词语。
孟子所理解的“人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人之为人之“性”，这种“人性”本身就是善的。为何这种“人性”本身就是善的呢？孟子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
这些话都在说明“仁、义、礼、智”是内在于人的，就在人的“心”中。这种理解大概与孔子所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关。孔子的话已经暗示了“仁”是内在于人的。但为何“仁、义、礼、智根于心”呢？孟子认为，人的心中都有善“端”，“端”即根。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
“仁、义、礼、智根于心”是因为人的心中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端”，而且“四端”人皆有之，所以“仁、义、礼、智”人皆有之，因而人性善。
既然人皆有“四端”，就应该人人皆善，但为何现实中的人有善有恶呢？孟子解释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这就是说，“心”是“思”的器官，“思”就会得“仁、义、礼、智”，“不思”则“不得”。“心之官不思”则听从于“耳目之官”，但“耳目之官”是不能“思”的，不能“思”，就会受外物的蒙蔽，耳目所见之物与外物相接触，就会被外物所吸引，恶由此而来。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并不是说“心”有思考的能力，而是说“心”有感知的能力。也就是说，孟子所说的“心”不是认知事物的“心”，而是感知道德的“心”，因为认识是认识人之外的事物，而“仁、义、礼、智”就在人心中，这不是能认识的，而只能通过“心”去体悟、感知。
人虽皆有善“端”，但容易受耳目之欲的遮蔽而失掉，从而出现恶。另外，恶也与环境对人心的遮蔽有关。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
因而，虽然人性本善，但要通过人主动的保存本心，不失本心，才能使善得以显露，所以孟子说：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还认为，君子与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能“存心”，他说：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
“仁、义、礼、智”虽然根于“心”，但这个根还只是善“端”，要做有道德的君子还必须扩充“心”的善“端”。所以孟子说：“尽其心”（《孟子·尽心上》）。“尽心”就是扩充具有善端的本心。本心经过扩充，就会使“仁义”发挥作用。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上》）
不仅如此，“尽心”还能“知性”，理解自己做人的使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孟子从“心”上说人性善，为儒家“仁道”建立了内在根据，但人“心”如何能有善“端”？这是无法通过理性思维把握的。孟子说人心皆有“四端”，实质上是来自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体悟，如果一定要在思想上给出一个解释，那就只能是“良知良能”了。孟子说：
人之所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对于“良”，朱熹解释为“本然之善也。”。对于“良知良能”，程子的解释为：“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就是说，人之善是天生的，是不需要再进行解释的，而要理解这一点只能通过体悟和修行。孟子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
正由于孟子向自己内心寻求“仁道”的根据，才开创出儒家修养的工夫理论。
孟子把“仁、义、礼、智”落实到人的内心，既从人本身说明了人的道德根源，也为孔子的“仁道”提供了源于人本身的根据。因而，孟子对孔子“仁道”的解释开辟了阐释儒家哲学的新的方向，这一方向为后来的多数儒家学者所认同，从人的内心解释儒家的路向也被认为是儒家的正宗。在这一意义上，孟子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真正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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