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学之道”

《大学》以谈论“大学”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为形式，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大学之道的“三纲领”“八条目”。

1.《大学》的来历及其内容

《大学》载于《小戴礼记》。该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都不详，引发了一些猜测和争论。有人认为《大学》的作者是曾子及门人，也有人认为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实的证据。宋朝的程颢比较含糊地说：“《大学》，孔氏之遗书。”朱熹认为，《大学》分为“经”和“传”。“经”是曾子述孔子之意，“传”是曾子之意由其门人记述。关于《大学》的成书年代，徐复观经过对“大学”观念的形成以及在文献中的出现时间等，得出《大学》是“秦统一天下以后，西汉政权成立以前的作品”^[1]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比较可信的。

《大学》起初并没被人重视，唐朝韩愈开始引用其中的话，到宋朝，《大学》得到众多儒者的重视。二程将其从《礼记》中抽出，作为儒家的单独经典。朱熹将其与《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儒家经典“四书”。朱熹对《大学》最为重视，一生对其注疏不辍。

关于《大学》一书的内容，朱熹认为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程颢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认为，《大学》概括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学习儒家经典，应当首先从《大学》开始，因而将其列为“四书”之首。

历代学者对《大学》的解释都是从学校教育的意义上展开的，通过“小学”与“大学”的区分理解《大学》的内容。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认为：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之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据徐复观的研究，包括朱熹所述的关于中国古代学制的各种观点都非历史事实。因而，《大学》是关于“大学”教育目的和内容的理解可能只是出于表面的理解，《大学》如果是秦朝的作品可能也是利用“大学”之名来保存其儒家的思想内容。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大学”时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对于这个解释中的“大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与“小孩”相对应意义上的“大人”，这种“大学”即朱熹所说的十五岁以上的成人所进入的学校，这种理解仍是在学制意义上对不同年龄的人的理解；另一种理解是，“大人”是社会上层的人，与其相对的是“小人”，即社会下层的人，在这种对应关系中，“大人”等于“君子”。在孔子思想里的“君子”和“小人”之分，也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社会地位意义上的区分，另一层是道德意义上的区分。儒家后学大多倾向从道德意义上对“君子”和“小人”进行区分，而忽视从社会地位上的区分。在孔子的思想里固然有在道德意义上对“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但从他对其思想的现实化所做的努力（游说诸侯），以及在思想上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的理解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来看，孔子的儒家学说实际上首先是教育社会上层人士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学说是“君子之学”，即教化社会上层人士的思想学说。《大学》如果是在社会地位意义上的“大人之学”则等同于孔子的“君子之学”。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大学》的主题得到证明。《大学》的主题是“修己以安百姓”^[2]，而“修己以安百姓”正是孔子对“君子”的理解。按照这种对“大人之学”的理解，则《大学》表达的是对孔子儒家之学的主题的理解，即儒家之学是一种针对社会上层人士的“大人”之学。

2.“三纲领”和“八条目”

《大学》首先提出了作为“大学之道”的“三纲领”，即：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三纲领”以“明明德”和“亲民”明确表达了儒家“修己以安百姓”或“内圣外王”的思想主题。“三纲领”是传统的说法，即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看成是“大学之道”并列的三个内容，“明明德”是原则，“亲民”是根本任务，“止于至善”是根本目的。从“大学之道”的主题是“修己以安百姓”或“内圣外王”来看也可以说是“两纲领”，“明明德”是“修己”与“内圣”，“亲民”是“安百姓”与“外王”，“止于至善”是“两纲领”的程度或境界。如果从“止于至善”来看，“明明德”与“亲民”都是向善的具体方面，都可以从属于“至善”，而且，“明明德”与“亲民”也不是内外截然分开的，修明自己的德性要在与人的交往中实现，而“亲民”不仅是爱民的行动也是一种德性的表现，在这种活动中也能对个体道德的提升和修养起到积极作用，这样看来，“三纲领”也可以说是“一纲领”，冯友兰就是这种主张。如果说“三纲领”就是“一纲领”，那么这代表“一纲领”的“止于至善”正是孔子之“仁道”的另一种表达，也可以说是“仁道”的价值方向就是“止于至善”。

对于“亲民”，二程和朱熹解释为“新民”，因为在《大学》中关于“三纲领”的解释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及“作新民”的说法，但王阳明认为，“亲”就是亲近而不是除旧布新。其实可以从这两种理解的结合上理解“亲”，即“亲”既具有亲近之意也有除旧布新之意，“新民”的前提是“亲民”、爱民，“亲民”的目的是“新民”。不论怎样理解“亲民”，可以体会“亲民”总是社会上层对社会下层的一种态度（亲）或者一种事业（新），而不是民与民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这也是“大人”之学作为一种社会上层人士的学问的具体表现。

《大学》在讲完“三纲领”后，接着讲：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从《大学》本身的内容来讲，这段话是讲按照大学之道去做的心理和思想过程，其核心是“知止”。“知止”从主观上说就是知道方向，知道所应停留之处。然而从“止于至善”的方向上来说，“知止”就是要求人的思想与行为不能按照主观的意愿随意而往，而是应当止于德性；“知止”之后就会意志坚定，就会心灵宁静、内心安定，就能用心去思虑，就能得其当得。《大学》在解释“知止”时说：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显然，这段话中的“止”就是止于各种事情之德性。“知止”从人的生活选择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由于人的生命本性的自由性，人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可能的世界，因而人总是处于面临选择的境地。“知止”就是个体面对各种可能做出明确的选择，既是选择应然的方向和目标，也是终止其他各种选择以及之前的习惯等等。从个体生活的特殊性来说，“知止”就是在不确定中确定自我，找到自己，在不属于自己和不正确的道路上停止下来。人能“知止”，才能明确生命的方向，做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事业，这其实也就是《易传》所讲的“各正性命”。

《大学》接下来讲：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句话是为“八条目”确定一个次序的前提，因为“八条目”是一个具有先后次序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随意排列，也不能混乱。按照这个本末、终始、先后的次序，《大学》从逆序和顺序两个顺序排出了“八条目”。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三纲领”的具体展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于“明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亲民”。前五条属于“内圣”，后三条属于“外王”。

在“八条目”之后，《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了“修身”是所有人都应当遵循的根本。然后以“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一段话强调“本”的重要性，并结束了朱熹认为是《大学》之“经”的内容。

《大学》从其“经”来看，仅有205个字，其核心内容就是“三纲领”和“八条目”。虽然其篇幅很短，但所表达的内容抓住了儒家思想的根本，即认为儒家之道乃“大人之道”，儒家之学乃“大人之学”，其内容就是《庄子》所言的“内圣外王”之道。除了在思想主题上对儒家的外内之道进行了综合外，《大学》还在“修身”方面综合了道德与知识，诚意与正心等前期儒家修身的主要方法。可以说，《大学》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高度概括的总结，对儒家思想主旨的明晰具有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大学》才成为宋儒高度重视和不断解说的一部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