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修为”思想与方法

二、儒家的“修为”思想与方法

儒家的“修为”方式被宋儒称为“工夫”。这并不是说直到宋朝儒家才有了“修为”的思想与方法。关于儒家之道的“修为”思想与方法在儒家的创立者孔子那里就已经有了，虽然在《论语》中很少看到孔子直接谈论“修为”的方法，但其实整部《论语》都在教人如何修道、如何为人。儒家关于修道的思想和方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外的“学”，一个是向内的“养”。

1.儒家思想中的“学”

“学”的方向是孔子开创的。好学是孔子的特点，他说：

吾十有五志于学。（《语·为政》）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治长》）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之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孔子不仅好学而且乐学，他说：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

孔子因为好学、乐学，所以他所学的内容是很广泛的。既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论语·学而》）；又学习古代的礼仪，“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还向身边的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因此而博学，这也是儒家之为儒家的特点所在。

孔子并非为了学之外的目的而为学，而是通过学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他说：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为己而学是符合“君子之道”的，“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孔子还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孔子的学不仅以完善自己为目的，而且也是“上达”的手段，“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上达”达什么呢？只能是“道”，因为孔子“志于道”（《论语·为政》）。所以孔子之道是通过学而得来，“学”就是孔子修“道”的方法。

《中庸》不仅继承了孔子“学”的思想，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而且把“学”的思想综合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个方面。程颐总结说：“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孔子“学”的思想还被荀子所继承，《荀子》的第一篇就是《劝学》。荀子所说的“学”虽然并没有说学“道”，而只是说学“礼”，“故学至乎礼而止矣。”（《荀子·劝学》）但其实荀子认为“道”就在“礼”中，“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所以，学“礼”也就是修道。

《大学》把“学”称为“格物”，并作为“八条目”之首。《大学》中对“格物”的解释在朱熹为其做注时即已失传，所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此进行了补充：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理精粗无不利，而吾心只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大学章句》）

朱子把“格物”解释为穷万物之理，这是对程颐关于“格物”解释的继承。程颐说：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程朱对“格物”的这种解释代表了理学家对“学”的理解和修道方向。朱熹对“格物”又解释说：

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朱子所要穷的道理主要是人伦的道理：

格物，是为人君止于敬之类。（《朱子语类·卷十五》）

须要穷个根源来处。如为人父如何便止于慈，为人子如何便止于孝，为人君人臣如何便止于仁止于敬。（《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对于“格物”“穷理”的具体做法，朱子主张读“圣贤之书”：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简而易知，行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篇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

儒家好“学”的传统一方面是儒家以博学多识为自家学派的立派之基，后儒有“一事不知而为耻”的说法；另一方面，“学”也是一种生命自我完善的修养方法，知的多了自然能够提高判断鉴别能力，能够在生活中做出正确选择，而且也能够通过博学而形成海纳百川的气度与修养。因而，“学”是儒家之为儒家的重要修为之术。

2.“养”与“修身”

儒家向内修道的思想及方法是从孟子开始集中阐发的。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但这种“心”还只是善端，所以要扩充，即“尽心”。在此基础上，孟子还提出“养”的思想。“养”是“养心”“养性”“养气”，对于“养性”与“养心”，孟子只说“存其心，养其性”（《孟子·尽心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养性”即养人之善性，“养心”即养人心之善端。“养心”的最好方法是“寡欲”，因为欲望能使人丧失本心。关于“养气”，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浩然之气”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心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

“浩然之气”是一种通过“养心”达到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其中蕴涵着“不动心”与“大勇”。“不动心”即“心”止于至善的境界而不为外物所动，也即孔子“四十而不惑”的“不惑”；“大勇”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勇者无惧”，因而“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配义与道”，即以“义与道”为根据，因而这种“气”是“正义”之气。同时，这种“气”来自于“集义”之养，即发自于人的内心，而非从人心之外拿来一个义来坚守，这就是“非义袭而取之”，“集义”的“义”就是“行有不慊于心”，也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所以“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这种“气”来自于“心”，是通过“养”自然而然地生出的，所以不能“揠苗助长”。这种“气”如果一直“养”下去没有受到损害，就会“塞于天地之间”，这也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浩然之气”是“不动心”的表现，是一种得道的精神境界：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浩然之气”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浩然正气”，宋朝宰相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用诗的形式对“浩然之气”进行了重新表述。

可以说，“浩然之气”既是孟子修道的工夫，又是儒家刚健有为、大义凛然、无私无畏精神的写照，这种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中庸》开始提出“修道”“修身”，《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修道之谓教”说明了儒家所进行的“教化”是“修道”。《中庸》中还说：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就是说，“修身”即“修道”，“修道”即“修仁道”。

《中庸》中修道的方法是“诚”。“诚”既是“道”的特点，也是修道的方法：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诚”是“天道”，是自然而然的，“诚之”是“人道”，即人修道，方法是“择善”而“固执之”，即选择善而坚守。《中庸》中“诚”的修道方法在《大学》中发展为“诚意”，“诚”与“诚意”的具体修养方法是“慎独”。“慎独”就是在自己独处时也要小心谨慎。对于“慎独”，《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中说：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也即“诚”“专一”，保持自己行为的一贯，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直”，“直”即“真”“真性情”“君子坦荡荡”。

孟子之后，向内的“修身养性”成为儒家主要的“修为”方式。《大学》中把“修身”作为一项德目而加以提倡：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都是修身，也都是修道，是修“内圣外王”之道的总体表述。

《中庸》《孟子》《大学》中的修道工夫直接影响了宋明理学和心学的“修为”思想，像周敦颐的“诚静”工夫，张载的“大其心”，程颢的“诚敬”，程朱的“格物、致知”，王守仁的“致良知”等。在宋朝理学家那里，除了“格物、致知”的工夫外，最重视“敬”。程颐说：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遗书·卷十八》）

“敬”的工夫来自于周敦颐的“静”。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

“静”是无欲，即没有私心杂念，实际上就是“诚”。由于“静”带有佛家、道家的特点，二程便将“静”代替为“敬”。程颐说：

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二程遗书·卷十八》）

程颢也说：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二程遗书·卷二上》）

对于“敬”，程颐解释为“主一无适”。“一”即“诚”，“主一”即自我主宰以持“诚”。“无适”就是不要三心二意。说到底，“敬”也就是“诚”。朱熹对“敬”的工夫进行了发挥，他认为“敬”的根本精神是“收敛身心”，在外貌上表现为“整齐严肃”，在做事上表现为“随事专一”，并对“敬”的工夫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是：

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朱子语类·卷十二》）

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朱子语类·卷十二》）

需要说明的是，“敬”的来源“静”也是一种具体的修养工夫，即“静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认同这种工夫。

在内向修养方面，“理学”与“心学”的区别不是很大，因而对于“理学”中“敬”的工夫，“心学”也基本赞成，“心学”反对“理学”的是向外的“格物致知”。“心学”的修养工夫与其理论更一致，所以在王守仁那里，修养工夫即“致良知”。

我们这里所讲的儒家的“修为”思想只是对儒家“修为”工夫的介绍，需要注意的是工夫的实质是行为、是实践。由于工夫是对自身生命的修养，所以经过修养的生命会发生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孟子就作过说明：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

就是说，经过“修为”的生命在外貌上就会发生变化，这种表现于外的内心修养被宋儒称之为“气象”。“气象”也可以说是人的精神境界的外在表现。

以上所讲的是儒家修道的“学”与“养”，其实修道就是为道，修养就是为人，“内圣外王”并不是两个过程，而是一件事。如果具体说为道、为人，那么儒家整个思想讲的都是为道、为人，儒家所倡导的与人和谐相处之道以及奉行的伦理道德都是为道为人的准则。所以，在儒家的思想之外并没有独立的为人方法，儒家思想本身就要求“躬行践履”，因为儒家思想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