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责任赖以建立的前提是相信王道是历史的真谛，国家是正义的化身，两者通过君子人格可以实现合一。庄子首先对这一前提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与否定。按照庄子的理解，王道和国家并没有绝对的意义根据。国家是强有力的，王道是美妙动人的，但仅此而已。殊不知，历史与国家的真面目不过是在制造出种种社会形式给人带来无从逃避的强迫性困境，逼着人们同它赌博；似乎人只有接受赌博的权利，没有拒绝赌博的自由。庄子的一生都在为使这种拒绝赌博成为可能而努力。
在庄子之前，老子曾对国家及其为国家服务的伦理原则进行过责难。他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所以，以“智”治国者，国之贼；不以智治国者，国之福。只要统治者清静无为，让天下自富、自朴、自足，那么治大国若烹小鲜。庄子则进一步认为，国家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家、野心家争夺权力的工具，充满了种种虚伪和残暴。国家哪里是什么仁义的体现，不过是刑戮而已，虚伪而已，狡计而已：
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箧》）
标榜仁义的国家，则不过是大盗窃国愚民的工具而已。因此就必然出现类似屈原的悲剧：“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 （《庄子·外物》）。
出于对“王道”和国家可靠性的怀疑，庄子拒绝作一个政治家或为当政者效力的仕。史书记载，楚王闻庄周贤，派使者用“千金”的重礼聘请他做宰相。庄子赶走了楚使，说自己宁愿作一条泥鳅在污水中自乐，也不想“为有国者所羁”。他对自己立下的志愿是“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他的确担心政治行为玷污了自己人格的纯真，丧失了自己的自由真性。庄子始终关注的最高价值不是儒家所谓辅弼君王平治天下的伦理义务，而是如何全性葆真，养生尽年，做个不参与人生赌博、自由自在、天然本色的“真人”，为此，就必须退出官场和名利场。如果把个体真性的意义建立在“王道”和国家等虚假价值之上，那在庄子看来简直是意义颠倒，他谓之“丧我”，这样肯定不能避免荒唐。
国家和历史没有绝对的价值意义，什么才有绝对价值意义呢？庄子认为，只有那个超言绝象、自本自根的“道”才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本真生命和绝对根据，人只有放弃了儒家的小道，托身寄命于那个“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大道，才能找到自我定义、自我理解的根据。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这段话读起来仿佛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庄子的意思很明白，他是用一些仿佛自相矛盾的话来启发人们不要将“道”认作一具体的事物。具体的存在均为有限性的存在，故可传的即是可受的，可得的即是可见的。道不是一具体的存在，而是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据的纯存在，因此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具体的存在是时空中的存在，道不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因而不在时空之内，所以“高”、“深”、“久”、“老”等时空量词无法用来说明道的存在性。那么，这种于时空中不存在的存在，只能理解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或抽象性的存在，它就是老子所讲的“无”。具体的存在都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或相对性的存在，而“道”是“自本自根”的，它自己便是自己存在性的根据，因而是一种绝对性存在。这种绝对的道体，庄子又将其称为“一”或“独”。在《大宗师》中庄子讲了上述那段话之后，接着讲这个“自本自根”的道乃是天之为天、人之为人、鬼神之为鬼神的根据。
“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真生命，赋予万物存在的合理性，使万事万物成为它们所是的那个样子。庄子认为，认识具体的存在只能获得相对的、有限的知识，一旦体悟了万物宗极之道，使玄览之心与天地的本真生命冥合为一，心灵便会获得一种超验的终极关怀和绝对的精神依托，从而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进入这种境界的人，庄子谓之“得道”，只有得道之“真人”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与潇洒：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道”是“大全”。既然与道为一，那便是与宇宙万物的本真生命为一；而一切有限之物，包括儒家圣人设定的王道、国家、权力、名望，与道相比又何不稊稗糟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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