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的小史
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笑，喜爱光明，喜爱大团圆。中华民族是一个豁达乐观、富有幽默感的民族。从古到今，在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的笑话。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幽默家、滑稽家。没有他们的笑声话语，中国人俭朴的生活将灰暗许多。两千多年前，史家司马迁就注意到了幽默对于调节生活的作用，认为“谈言微中，可以解纷”，并将滑稽人物附在“列传”中，认为他们是“岂不伟哉”的了不起的人物。春秋战国时代的哲人和政治家、外交家大多很幽默机智，善于用寓言笑话来说理论战。齐国贤相晏子诙谐善辩，深受司马迁的敬重，“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庄子更是一位出色的幽默大师，他曾觉得生活中缺少笑，是人生的一大苦难。他说；
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庄子?盗跖》）
人不能乐，不会笑，那是缺少智慧，没有通晓道的表现，“不能悦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同上）。专讲“刑名法术之学”的韩非，宣扬权力意志和政治权术，但他也很幽默，《韩非子》中保存着许多寓言和笑话，他那“守株待兔”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用来讽刺那些不知变通、故步自封者的迂腐可笑。
早期的儒家大师孔、孟，并非在任何场合都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孔子很重视礼仪，但和学生一起坐而论道时也很活泼，有时也开些玩笑，“割鸡焉用牛刀”一语，就是他对学生游讲时的一句富有哲理的笑话。孟子善辩，且善养浩然之气，但他所讲的“齐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是一篇流传千古的笑话杰作，描写齐人乞食的丑态和在妻妾面前的虚荣心，跃然纸上，富有漫画风味。
汉代以后，文人们的经学气味渐浓，讲话著文多了些法语道言，但诙谐幽默也未断绝，那位幽默大师东方朔就出现在“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之时。
魏晋时期，礼法扫地，清谈盛行，滑稽笑话更多不胜数。子戏父，妻戏夫，男女相谑，毫无顾忌隐曲。《世说新语》中的《排调》一章专讲这一时期的笑料，专门搜集笑话的集子，如邯郸淳的《笑林》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唐代古文旗手韩愈所著《原道》等文近乎高头讲章，开道学之风，而其《毛颖传》是诙谐风趣的游戏文章，《进学解》是写给国子监生员看的，但其中多用反语，读之令人解颐。杜甫、柳宗元的杂文、小品也不乏幽默调侃之韵。
北宋的苏东坡，生性放旷，雅爱谐谑，其与禅僧调谑斗智的逸事每见于宋人的笔记。欧阳修的《醉翁吟》和邵康节为“安乐窝”而写的《安乐歌》可以说是古今笑林中寓谑于雅的小品。可见宋代尽管理学盛行，文人的幽默天性并未泯灭。
元代文人地位处于低层，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可悲可怜。科举一度中断，文人无进身之阶，遭受种族歧视，忧惧杀身之祸。反抗无力量，屈服不甘心，于是化为隐逸的斗士，讴歌隐逸，赞美自然，啸傲烟霞，自嘲自谑；投身勾栏瓦肆，寄情声色之戏，寻找精神宽慰。与当道既不同流，也不合污，固守着心灵的一泓清泉。元代文人是隐士，是浪子，是斗士。他们的作品中与宋朝的雅谑不同，往往是无可奈何的自嘲自谑。这种托古以讽今、自谑以嘲世的苦笑，使人读后笑出悲酸的泪。
至于清代人的笑谑也很特色。单说《儒林外史》所述的士林间的笑话和《官场现形记》中的政治笑话，已足够人们读后开怀，且令人放卷沉思。前者笑出了科举制对士人性格的扭曲和文人的悲哀；后者笑够了官场的黑暗腐败和官文化的底蕴。
没有这些笑，仅从四书、五经、二十五史的正统文化中，人们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历史的理解是不够完备的。
二、明代人的“笑”是放浪的笑
这里回过头来，单说明代人的笑。
明代人的笑，笑得普遍，笑得开怀，笑得真率，笑得世俗。一句话，明代人的笑是放浪的笑。
明初文坛，承接元末余风，寓言创作未见减弱。明中后期，即正德、嘉靖以还，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民风士气渐趋放逸。时人伍袁萃说：“吾乡自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奂！大有强凌弱，众暴寡，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义相让之风邈矣！”（《漫录评正》卷三）从正统卫道的立场看，这是世风走向颓废，但用历史的眼光看，明中叶民风士习的转变正表明了专制伦理、名教的危机和自由个性、主体意识的崛起，正在冲破宗法伦理的囚缚，从伦理异化中走向自由的天地。一大批敢于真哭真笑的狂狷之士应运而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三吴地区，率先出现了像祝枝山、唐伯虎这样的风流才子。枝山“好酒色六博，善新声”，鄙弃礼法之士。伯虎号称江南风流才子，“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明史?文苑传》）他们的趣闻逸事在当时广为世人所乐道。万历以降，士林喜爱笑谑取乐的风气有增无减。“异端之尤”李贽“滑稽排调，冲口而出，既能解颐，亦可刺骨”（袁中道《珂雪斋集?李温陵传》）。画家徐渭“诙谐谑浪，大类坡公”（《徐渭集》附《刻徐文长佚草序》）。袁宏道从小就喜欢滑稽，自谓：“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袁宏道集笺校》卷九）王思任也雅谑成性，自号“谑庵”。至于汤显祖、陈继儒、冯梦龙、江盈科、张岱等，皆尚雅谑排调，读他们的散文小品常令人在不经意中突然拍案叫绝，捧腹大笑。
明人喜欢结社，此种结社多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文化娱乐性的。诸如诗社、文社、茶社、酒社、棋社、斗鸡社，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还有一种奇怪的文社，活动内容主要是讲笑话，互相竞赛，以此为乐。张岱叔父葆生在京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等组织了一个社团，名“噱社”，专门讲笑话，互相调侃，以寻开心。“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漏仲容善谑。尝曰：“吾辈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得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手扼入齿哕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秽。”（《陶庵梦忆》卷六）此是格言，非止谐语，但读之令人失笑。
明代中后期，那么多的文人喜爱逗乐调笑，浪谑笑傲，肆无顾忌，这是明代很特别的一种文化现象，较之魏晋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会有如此现象，那是因为当时的文人一般都持有娱世乐生的人生哲学，性格较为豁达。泰州学派多认为人心本是快乐的。王艮作《乐学歌》云：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
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乐是学，学是乐。呜呼！
天下之乐何如此学，
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王艮把王阳明的“良知”之教推至极致，变成了一种超功利的“快乐”之学。他说：“日用间毫厘不察便入于功利而不自知，盖功利陷溺人心斋久矣。须见得自家一个真乐。”（《王心斋先生遗集?语录》）王艮的弟子罗汝芳也说：“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明儒学案》卷三四）人生活在世界上总要寻求自己的乐趣，此乃天性使然。有了这种快乐的哲学，便有了明人快乐的笑和快乐的生活。袁宏道说：“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人之情志又当寄托于何物何事呢？晚明人多偏重于文学艺术和文化娱乐活动，诸如诗文、戏曲、书法、绘画、山水、园林、珍玩、古董、围棋、斗鸡、蹴鞠、养花、逗鸟、聊天等。凡此种种，皆为真乐，“人有真乐，虽至苦不能使之不乐”（同上）。此所谓“真乐”，指发自人的天性的快乐。
由于追求本真的快乐，所以明人多能笑得自然开怀，笑得毫无顾忌。而对于不能真乐真笑的官场和名利场，明人看得十分淡漠。袁宏道在苏州吴县当知县时，浑身感到不自在，常叫苦不迭。他在写给丘长孺的信中倾诉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公安派另一位诗人江盈科也在苏州府做过县令，且颇有政绩。朝中有人告他没有完成征税任务，被调任大理寺丞，得了个清闲的职位。友人为之不平，江作了一首《闻报改观》诗，自我安慰云：“看破名场是戏场，悲来喜去为谁忙？六年苦海长洲令，五日浮沤吏部郎。为蚓为龙谁小大？乍夷乍跖任苍黄。无心更与时贤竞，散发聊卧便上皇。”（《雪涛阁集》卷四）对于官场不必看得太认真，本来都在做戏；有官无官、升官罢官又何妨于人的本真天然的快乐。与其在官场上迎来送往，不能大大气气地笑，还不如做一个散发聊卧的布衣百姓更为自在快活。
明代人幽默滑稽，活泼爱笑，他们个个像《聊斋》中那个狐女婴宁，认为人的一生，从童年到垂老，囚缚在名缰利索、纲常名教中，想笑而不能笑，实在是一种痛苦。由此他们懂得笑的意义，认为笑是一种智慧，它能解除人生的痛苦与烦恼，使人愉快轻松，使人变得年轻，这样有益于身心健康。晚明画家李日华说：“谚曰：恼老笑少。是亦世味煎迫拘挛中一瓢之济，一味之快也。”（《恬致堂文集?笑余录序》）笑能够给生活增添光彩和乐趣，笑能使人心情和畅。生活中如果没有笑的声音，生活将变得像沙漠一样枯燥无味。张岱说：“吾想月夕花朝，良朋好友，茶酒相对，一味庄言，有何趣？”（《快园道古?戏谑部》）笑可以揭露虚伪的道学，可以化神圣为臭腐，轻蔑的一笑，会使那些被人盲目崇敬、迷恋的东西变得丑陋、卑下，一钱不值。冯梦龙说：“一笑而富贵假，而骄吝忮求之路绝；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妒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标榜猖狂之路绝。”（《古今笑?自叙》）笑可疗腐，笑可贬愚。眼孔小者，笑可使之广目，心孔塞者，笑可使之旷达。可见笑之有功于人道大矣哉！有时对于生活中的一些丑恶现象，不便于用正言厉色去批判它，最好对之投以轻蔑的笑。这时笑比尖利的批判更为深邃。王思任对“笑”的讥世意义有通彻的理解，他写道：举世间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居月储，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王季重十种?屠田叔笑词序》）
对于庸俗不堪的东西，与其义愤填膺地像堂吉诃德大战大风车那样庄严地宣战，倒不如嗤之以鼻，付之一笑。对于群小和庸俗的东西，笑最能使其显出渺小与卑微。
三、晚明“笑”的文学
明人幽默放旷的性格，文人好雅谑侃笑的风气，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幽默文学的蓬勃发展。
首先是寓言笑话创作十分活跃，且成绩斐然，不仅数量多，而且思想艺术水准较高。王利器先生所辑的《历代笑话集》，收录笑话约75种，晚明笑话几乎占了一半，可见当时笑话创作之盛。江盈科的《雪涛小说》和《雪涛谐史》，赵南星的《笑赞》，刘元卿的《应谐录》、冯梦龙的《古今笑》（又名《谭概》）等皆是上乘的笑话集子。
明代中后期的笑话和寓言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现实性，一是通俗性。所谓“现实性”是指脱去了历史的古装，很少采用借古讽今的形式，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直刺时事，嘲笑的对象大多是庸师和庸医。这大概与庸师误人才，庸医误人命有关。周启明指出：“这本来是过去社会上的一大问题，教育和卫生都搞不好，结果误人子弟，害死病人，使得大家痛心疾首，在笑话上便都先表现出来了。”（《明清笑话四种?引言》）还有不少作品是讽刺当时官场吏治的。如江盈科的笑话，有刺地方官敲骨吸髓、竭泽而渔，以求完成赋税的（《催科》）；有刺法官深文周纳，必欲置百姓于死地的（如《深文》）；有刺当权者因循苟且，推诿责任的（如《任事》）；有刺文臣武将作威作福而又极端无能的（如《鼠技虎名》）。又如赵南星的《孟黄鼬》，刻画贪官极尽隐微，锋芒尖锐无比。明初的笑话、寓言，大都穿着古人的服装，用古人的语言，讲古人的故事，古色古香，读之有隔世之感。那些故事是要讲给上层人物即所谓“雅人”听的，所以内容与形式都较古奥艰深。中晚明的士人，在生活、思想、创作诸方面都切近市井百姓，所以，他们创作的寓言、笑话，力求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此即所谓的“通俗性”。
当时的小说、戏曲也多含有笑和幽默的气息，而且造诣很高。《西游记》是一部杰出的神怪小说，也是一部独特的幽默小说。作者吴承恩禀性诙谐，善于谐谑，叙述唐僧师徒取经，历经81难，艰难备尝，终成正果，本是庄严的宗教圣事，但作者时时精心设计，插入滑稽的情节，让孙行者的顽皮机智，猪八戒的愚中藏巧与唐三藏的一本正经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读之在惊险之余又时时感到好玩好笑，在玩笑中体会故事中蕴含的智慧理趣。一部《庄子》和一部《西游记》简直可说是中国幽默文学的两座高峰。
中国戏剧自元代始都很重视滑稽排调的艺术效果，在历代优伶中出现过很多滑稽家，谱名曰“丑”。明代几位大戏曲家都有滑稽的本领。徐渭喜作戏谑的小令，广为士林传诵。汤显祖的《牡丹亭》奇瑰端丽，间杂诙谐。《闺塾》一出，描写老塾师陈最良迂腐冬烘，谐趣横生，令人解颐吐舌。戏剧曲艺理论家王骥德还专门讨论过“滑稽”的问题。认为俳谐之曲不易作，须以“绝颖之笔”以俗为雅始得；插科打诨，贵在自然，不可造作，勉强安排。“出之轻俏，不费一毫做造力耳”（《曲津?论插科》）。对滑稽艺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李笠翁等在此基础上对滑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又有所发展。
中晚明以后，笑的智慧和幽默的气息也扩散到了原属于雅文学的艺术殿堂——诗文领域。风行一时的公安派诗歌与小品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幽默与清新。我们翻开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袁宏道的《袁中郎随笔》，李渔的《闲情偶寄》等性灵散文，处处会感到明代人热爱生活、幽默诙谐、去伪存真、寓雅于俗的时代气息。袁宏道在致友人江盈科的信中，自谓作于浙江的山水游记，“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然而无一字不真。”（《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不但他的山水游记如此，他的书札、传记、随笔、诗歌等，也多间杂俳谐，戏谑横生。且看他在苏州写的那篇题为《百花洲》的小品：百花洲在胥、盘二门之间。余一夕从盘门出，道逢江进之，问：“百花洲花盛开否？盍往观之。”余曰：“无他物，惟有二三十粪艘，鳞次绮错，氤氲数里而已矣。”进之大笑而别。
“百花洲”这个地名太美妙了，倘若只闻其名不知其实，一定以为是一个百花盛开、香气袭人的佳丽之地。江进之（盈科）就是这样想的。然而，哪里晓得这里竟是个粪船错杂、臭气冲天、容纳五谷轮回之物的去处呢？可见“慕名而来”有时是要上当受骗的。但是，中郎没有这样说，只是信手拈来，直书其事，简谈数语，机趣横生。让人在会心嘻笑中领悟其中的道理。这就是幽默的魅力。李贽在其小品《赞刘谐》中对道学家的讥讽也具有这样的效果：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也。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之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
这篇杂文短短百余字，读之耐人寻味。使人感到，腐儒骄矜愚阔可笑，刘谐机智幽默可喜。寥寥数语，揭去了后人加给圣人的神秘外衣。此外，冯梦龙、王思任、张岱、李渔等都十分善于俳谐，他们的诗文都洋溢出幽默的韵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