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与中国士文化有着普遍的联系。中国文人大多喜欢饮酒，而隐逸文人（名士）尤其如此。他们的酒量有大有小，饮酒的方式有浩饮与小酌之分，但都与酒有着不解之缘，都有饮酒的雅兴。名士之饮酒与众不同，他们饮酒不计较饮量之大小，乃是着眼于醉中之趣，尤其是醉中之逸气。能牛饮者未必有趣，可能难免于伧父之讥。嵇康、阮籍都喜欢狂饮，李白也喜欢狂饮，但史书上称嵇康醉后如“玉山之将倾”，称李白为“醉中仙”，这自然与张飞、李逵之类的大碗喝酒韵味不同，因为他们酒后的效果不同。张飞、李逵之类是武人，他们醉后不是骂人殴斗，就是因酒误事。这是酗酒而不是醉酒。所谓名士的“醉趣”，是指借酒之兴奋与麻醉的力量来触发灵感，然后毫不拘碍地发挥其天才与灵性。这是平时不易看到的奇迹。至若烂醉如泥，形如死猪，或使酒骂座，呕吐狼藉，则是酒后丑态，纵然海量，亦属无趣。“酒到微醉后，花当半开时”，此时最有韵味。中国文人在饮酒之后，于似醉非醉中使自己的才情得到最佳的发挥，遂形成中国酒文化特殊的美。
酒文化在中国产生很早，夏、商、周三代饮酒在上层贵族生活中已很流行。当时酒主要用于军旅、祭祀及国事庆典，成为礼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此风经战国延及两汉。汉代邹阳、扬雄、王粲均作过《酒赋》。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文人的酒德。王赋云：帝女仪狄，旨酒是献。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辩其五齐，节其三事。醍沈盎泛，清浊各异。章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既无礼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酒赋》）
汉人尊儒尚礼，讲究饮酒有节，乐而不淫，“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邹阳《酒赋》）。这是儒家的酒德。酒与文人、文学发生密切关系，勃兴于魏晋。这时儒家名教已发生危机，玄风大振，老庄的自然主义广泛为士人接受。酒成为当时名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嵇康、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大都饮酒不节，借酒神来发泄心中的苦闷，抒发、表现内心孤独、空幻的生命体验。刘伶曾作《酒德颂》，歌颂酒神的伟大和壶中天地的自由。它能使人无君臣上下，冲破礼法的囚缚。《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的妻子颇嫌丈夫饮酒无度，一气之下把家中的酒全部倒掉了。刘伶只好发誓戒酒，且要在神前祷告。待妻子摆好供神的酒菜后，刘伶跪下发誓云：“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又大吃痛喝起来，一醉方休。这里可见魏晋人风度之一斑。
魏晋以降，酒成为士人文学创作的催化剂。可以说，离开了酒，魏晋文学、唐诗、宋词会大为减色。酒神成为魏晋六朝、唐宋诗文的灵魂。没有酒神的助力，简直难以想象建安文学、两晋文学、唐诗宋词将是一种什么样子。且看王羲之在其著名的《兰亭集序》中所记下的会稽名士在兰亭修禊集会，饮酒赋诗的盛况：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所寄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至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成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古。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如果没有酒，没有酒神助兴，就不会有兰亭集会，就不会出现于茂林修竹、清流激湍间由“乐”而“痛”，又由“痛”而“悲”的情绪起伏跌宕，就不会形成山水之美与生命意识的水乳交融，就不会写出兰亭诗集，更不会留下这篇极富情韵与哲理的千古名文。它是这样的完美和富有魅力，以致明知引文有些长，还是不忍割舍，生怕破坏了它的整体之美。
魏晋唐宋，许多文人以酒酿诗，以诗唱酒，成为一种奇特文化现象。酒成为文学发酵的酵母。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少散发着酒的芬芳，有千家风味，万种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酒，淡雅幽远，令人回味无穷；谢灵运的山水诗酒，色味俱美，像宫廷宴上的琼浆玉液；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酒，是大漠里、古道边壮士畅饮的西风白草；李白的浪漫诗酒，融旷达与豪放于一炉，是浓香飘逸的五粮液；而杜甫酿制的民间诗酒，上悯国难，下忧黎元，像苦涩中回味着醇香的陈年老窖。没有酒神，就没有中国文人的情感荡漾，就没有这些文学美酒。酒不仅刺激了文学，而且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对象。杜甫的《醉中八仙歌》就是直接描写李白等八位盛唐文友酒趣醉境的作品：“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这首诗用素描的形式将贺知章、王进、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位酒仙的酒量、酒兴和醉中情态描写得活灵活现。读之，常把人引向盛唐，可以想见唐人活泼自然的生活情调。李白的五言古诗《月下独酌》更是一首描写酒中生命体验的佳作。诗云：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花前月下独酌，本是极平静寂寞的境界，却被诗人烘托得十分热闹。作者本是孤独无依的，但他在醉中招呼明月和影子与自己来作良宵酒友，一起畅饮，一起狂歌，一起舞蹈，行乐及春的浪漫与永结无情的淡泊交结在一起。“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不知是李白醉了，还是月亮和自己的影子醉了。这种似醉又醒、有我而又无我的生命体验，没有酒神是难以体验的。它使我们想起“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周做梦化成了蝴蝶；俄然而觉，蝴蝶又变成了庄周。不知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庄周糊涂了。李白沉醉了。我们也随着庄周、李白在审美的境界中感知着他们的孤独而陶醉了。
其实中国人饮酒，特别是中国文人饮酒，决不为了满足口腹之乐，也不仅仅是为了借酒浇愁，而是为了获得本真状态的生命体验，获得精神的自由，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讲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喜饮酒，而且会造酒，写过《酒经》，对酿酒之道十分精通。在《醉翁亭记》中他写道：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酒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它有着火样的热烈，水般的柔情。酒消融了人与自然山水之间的距离，消融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碍，使这位太守沉浸在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生命体验中，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有一副酒家的对联道出了酒文化的妙韵：
一醉千愁解一川风月留酣饮，
三杯万事和万里山河尽浩歌。
酒能调动人的情感，拉近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距离，在迷离状态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情绪的激扬中排泄出心灵的压抑，超越物我对立，把山水之美引入内心，把内心之情转移给天地万物，“壶中天地”的广阔和妙处就在这里。这种妙境正是酒神的魅力所在。三国时代的曹操，既是豪情诗人，又是一代枭雄。他在《短歌行》中唱道：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在歌与酒中，这位雄才武略、东征西杀急于统一中国的英雄，忘记了人生的苦短和朝露的易逝，使心灵得以安顿。如果饮酒不能得到这种效果，仅仅是用酒中的乙醇把自己灌醉，那么这种人充其量是在吃酒，而谈不上“饮”和“酌”。对这样的人，酒不过是穿肠而过的蠢物，而丝毫谈不上与酒神的对话。
在即将结束本节的时候，让我们在陆游的一首诗中再一次体验一下酒神的力量：
世言九州外，复有大九州。
此言果不虚，仅可容吾愁。
许愁亦当许有酒，吾酒酿尽银河流。
酌之一斛玻璃舟，酣宴五城十二楼。
天为碧罗幕，月作白玉钩。
织女织庆云，裁成五色裘。
披裘对酒难为客，长揖北辰相献酬。
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
却驾白凤骈斑虬，下与麻姑戏玄州。
锦江吹笛余一念，再过剑南应小留。
这首《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想象力之丰富，艺术手法之夸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堪为诗酒文学之冠。若问酒神在哪里，就在这首诗里，就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中。
滋润中国人心灵境界的还有一种东西，那便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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