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茶是一种智慧

当代学人赵朴初有《咏天华谷尖》诗云：

深情细味故乡茶，莫道云迹不忆家。

品遍锡兰和宇治，清芳独赏我中华。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故乡。中国人饮茶，自古便带有普遍性。上自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中国人从何时开始识茶、饮茶，已不可考，但至少在作于战国时代（一说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茶的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即茶也）而解之。”考证茶的历史、源流、品类、工艺不是笔者写此文的目的，这里只须做的是探讨茶与中国人生活情趣之关系及对中国士人生活之影响，即所谓狭义的茶文化是也。

茶是一种智慧，犹如酒是一团情感。中国文化自古有阴阳互补的异质同构性。茶属水，性主阴柔；酒属火，性主阳刚。酒调整人的情感，茶浸润人的理智。酒表征着热烈，茶象征着淡泊。酒将万物的距离拉近，茶使人的心灵宁静致远。道家所谓以理化情，可以理解为以茶解酒。如果我们要为茶文化和酒文化寻找一种形上精神的话，不妨说，庄子的哲学是酒的精神之源；老子的哲学是茶的智慧之根。庄子哲学及酒神精神此不赘叙。我们且看老子的智慧：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第十六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同上，第二十二章）

这是何等的清醒理智啊！细细玩味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可以感到老子与庄子虽然都属于道家，其性格却大有不同。庄子用汪洋恣肆以适己的语言，讲逍遥适性、万物为一，嘲笑人类理智的有限性，完全是为了化解一切矛盾，“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便体现了酒神精神的博大宽容。老子却不是这样。他讲“柔”是为了克刚；讲“无为”是为了“无不为”，讲不争是为了天下“莫能与之争”，讲“无”是为了制有。讲大智若愚是为了比小智更聪明。老子狡黠地用“道”把自己包藏起来，讲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分明是十二分的理智，他站在人生的反面把人类的秘密看了个一清二楚，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典型的帝王心态，是官文化的全部秘密。

老子对“水”有着特殊的兴趣。他喜欢以“水”喻“玄德”和“上善”，把水看作“上上”的智慧。比如他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同上第八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同上，第四十三章）

清静为天下正。（同上第四十五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能知，莫不行。（同上，第七十章）

水形式上是天下最柔弱的物质，它好像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决诸东则东流，决诸西则西流；随圆则圆，就方则方。什么地方低下，什么地方阴暗，它就往什么地方流动。到了不能流动时它便一动不动。但是，这种柔弱善下，正是天地万物之大德。正因为其柔弱，所以利剑也割不断它；相反，它却可以水滴石穿，决堤倒山。这就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道理。孔子也把“水”看作智者的象征，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的哲学实在是一种水性的哲学，是一套圆滑的大智慧。它清静、淡泊而又理智。茶道所体现的智慧就根源于此。

庄子的道是酒，是情，是一团升腾的火，它狂放地燃烧着自己，把自己化解在万物中，此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老子的道是茶，是智，是一汪沉潜的水。它从容不迫地变幻着，巧妙地把自己隐藏在万物之后。庄子要把自己化为万物，所以他齐同物论，不谴是非；老子要把自己同万物割开，所以致虚守静，涤除玄览。他冷静而狡黠地站在世界反面，观察万物在烦乱纷争中走向死亡。

生活在官文化笼罩的世界上，文人时常是压抑苦闷的，所以需要借酒解脱孤独，把自己与万物拉近。一旦敞开了自己的胸怀，袒露了自己的真性，他又感到不安，于是乎又要用茶把自己浇醒，由庄生变为老聃。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喜欢老庄之道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喜欢酒后饮茶也妙在此处。酒的刺激使他们灵性百态，留下了五彩缤纷的诗词歌赋、书画精品；而茶的浸润使他们在理智状态中品玩人生的各种滋味。翻开中国文学史，歌赋诗词大多散发着酒的芬芳，却极少见在茶韵中写出的诗歌。在品茶时，他们更多的是闲聊，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这些闲谈，虽不及酒态中的玄谈那样真率，但由于是高度清醒的，所以即使是琐忆，也别有韵致。

明清时期文人所作的散文小品或世情小说，多有文人酒后饮茶的描写。这些场面虽闲散无聊，却值得玩味。清人刘鹗的《老残游记》中到处有这样的描写。比如第九回，先前主人翁正在无所顾忌地大谈官绅的腐败、理学家的虚伪，十分率真。那是酒后的真情毕露。可是一开始饮茶，场面立即平淡了许多：

语言未了，苍头送上茶来，是两个旧瓷茶碗，淡绿色的茶，才放在桌上，清香已经扑鼻……子平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觉得清香异常，咽下喉去，觉得一直清到胃脘里，那舌根左右，津液汩汩价翻上来……问道：“这是什么茶叶？为何这么好吃？”女子道：“茶叶也无甚出奇，不过本山上的野茶，所以味是原的，却亏了这水，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吃。尊处吃的都是外间卖的茶叶，无非种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具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老残游记》第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这里虽然描写茶具、茶味、茶与水及客人饮茶的感觉都很传神，但是妙处不在这里。妙在子平与那山店女子谈话的心理。子平是文人，讲茶好吃是为了解除尴尬，而那女子讲野茶味道更厚，分明是富于挑逗性地表明自己的心事。但双方都不直说，这种委婉、理智、含蓄只有在饮茶时能够表演出来。若在酒态中，将是另一种场面。

文人饮茶不同于一般人喝水。品茶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它不在于喝，而在于“品”，而品之中又贵在于“淡”。因此，饮茶品茗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来说，它意味着宁静淡泊，超脱俗气；意味着众人皆浊，唯我独清。而这一些话都不必明白言出，他们心里要表达的是这些，但口里闲谈的仍旧是“茶”。这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人的茶韵。它与酒神不同，是中国人生活情趣的另一面。要了解这些，我们与其去看唐人陆羽的《茶经》，不如看明清文人的散文、小品、札记，如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记》、袁宏道的《袁中郎随笔》、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之类。袁中郎在《惠山后记》中写过自己的茶癖，兹录于下：

茶与酒一也，惠山泉点茶特异，而酒味殊不如北酿。或者谓南水甘，北水冽。甘于酒不相宜，以是有异。余少有茶癖，又性不嗜酒，用是得专嗜于茶……及余居锡城，往来惠山，始得专力此道。时瓶坛盏，未能斯须去身。凡朋友议论不彻处，古人诗文未畅处，禅家公案未释然处，一以此味销之，不独除烦雪滞已也。

一日，携天池斗品，偕数友汲泉试茶于此。一友突然问曰：“公今解官，亦有何愿？”余曰：“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岕，陆、蔡诸公供事其中，余辈披缁衣老焉，胜于酒泉醉乡诸公子远矣。”

宋明士人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大都不回避世俗性快乐。他们时常与禅僧、商人、青楼歌伎混迹在一块，山涧林下，饮酒赋诗，听评书、看戏剧、读小说、斗蛐蛐，尽情享受世俗性快乐。但不妨碍他们的清高。他们标榜清高的方式不外有两种：一是说厌倦官场，说自己身系官署，不胜案牍，如带枷囚云云；二是与友人一块下棋品茗。因为茶道讲究色尚“清”，味尚“淡”；棋道讲究心尚“闲”，神尚“逸”。这不正是“清流”的象征吗？袁中郎在吴中做官时，时常发牢骚说“烦”，此时脱掉了乌纱，顿觉无官一身轻，他不好意思说出自己志在淡远，却道品茗胜似饮酒。这便是文人的含蓄，若直肠道出，便有些不够古雅。茶韵的美也正在这里。

由于茶有消滞化郁、宁神清心的功能，道仙和禅僧更对它情有独钟。南朝名道兼医家的陶弘景不仅是个懂茶爱茶的茶仙，而且在《茶录》中讲到过茶的健身功能。而五代唐宋的高僧中嗜茶成癖者更不胜其数。故有“自古僧道爱斗茗”之说。唐代诗僧皎然便是有名的茶和尚，他作诗多取茶韵。他在《饮茶歌》中云：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皎然和陆羽本系僧俗两界，但通过茶作纽带，成为忘年之交。相互作诗唱和，一起讨论茶道，成为茶文化史上的佳话。

唐宋以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不仅喜饮茶，而且十分讲究茶道——品茗的艺术。这里不仅包括制茶之道，而且包括烹茶饮茶之道。在茶道艺术上贡献最大者当推“茶文化的圣人”——陆羽。他写下的《茶经》奠定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茶道艺术的理论基础。《茶经》十章七千余字，就“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十个方面将茶文化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一曰“源”，讲我国茶的主要产地及其气候与茶性的关系；二曰“具”，讲茶的制造工具；三曰“造”，讲采茶制茶的工艺；四曰“器”，讲二十四种烹茶、饮茶的器皿，即俗所谓茶具；五曰“煮”，讲烹茶技巧；六曰“饮”，讲饮茶与茶韵品鉴；七曰“事”，讲茶史茶话；八曰“出”，讲不同产地之茶的高下等次；九曰“略”，讲茶具与茶器的用法；十曰“图”，将上述各内容绘成图以示人。此外，继陆羽之后，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虞的《十六汤品》都是研究茶道艺术的重要经典。由于茶道的发达，中国人对饮茶的讲究认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乐趣，而且成为艺术。

茶与酒对中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其人生观的一部分：

酒使中国人慷慨人生；

茶使中国人玩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