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注哲学界对《老子》思想的研究著作。他读过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的《老子今译》,还读过天津杨柳桥教授的《老子译话》,并对这两部书评论老子哲学性质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
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特意提到任继愈和杨柳桥,提到他们的老子研究。毛泽东说: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他有本《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毛泽东讲话中有个小误差:杨柳桥的书名是《老子译话》,而任继愈的书名才是《老子今译》。
任继愈,山东平原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4年作有《老子的哲学》长篇论文,于同年7月27日、8月2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不久,作为“附录一”收入《老子今译》一书。任继愈认为老子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第一个(最早的)自发的辩证法、朴素的唯物论的哲学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不赞成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而赞同杨柳桥提出的客观唯心主义者的新观点。后来毛泽东曾经肯定任继愈研究佛学的文章,此次却不同意他对老子的认定。
杨柳桥是天津某大学的教授,他的《老子译话》一书,1958年2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并“很注意”作者杨柳桥“这个人”,还安排人调查了作者的情况,知道杨柳桥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
毛泽东所以“很注意”杨柳桥,是因为注意到他提出的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产生共鸣。
杨柳桥在《老子译话》“引言”中这样说到本书的产生过程:“我这本‘译话’的写作动机,是由于我读过了北京大学任继愈教授的《老子今译》所引起的。定稿以后,苏联汉学专家杨兴顺院士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附有《道德经今译》——中译本也出版了。杨先生和任先生的著作,给我的启发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在对老子的解释和体会上,还有很大的出入。那么,我这本‘译话’的出版,也就可能在这‘百家争鸣’的热潮中起一点儿‘争鸣’的作用了。”
杨柳桥的《老子译话》主要内容是《老子》的译文,即白话文。但是,在附录文章《老子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吗?》,作者表明了自己对老子哲学的研究成果。他的文章是与任继愈争鸣。
杨柳桥写道:“老子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个(最早的)自发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甚至他是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认为还大成问题。尤其令人怀疑的是,老子纵然具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被任先生揭发出来了;但是任先生并没有提出老子的唯心主义因素;好像老子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这就未免夸大了老子的优点,掩盖了老子的缺点。这是极端不妥当的。”杨柳桥在细密地考察了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道”的含义以后,得出结论说:“总之,老子的哲学,我认为它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不过在唯心主义之中含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因素罢了。有人把老子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相比,我认为最恰当不过的。要说老子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第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未免有些不符史实。”杨柳桥这里提到“黑格尔哲学”,意思是老子哲学的“道”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有一致性,都是客观唯心主义。(杨柳桥:《老子译话》,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69、83页)
任、杨争鸣文章发表十余年后,毛泽东于“文革”中的1968年10月旧事重提,还清晰准确记得双方的评老观点,表明自己的思想倾向性也毫不含糊。
这左右观点影响了任继愈《老子》研究的思想观点。任先生《老子新译》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上述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姑称为甲派,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姑称为乙派。笔者的四卷本哲学史属乙派。1973年笔者撰《中国哲学史简编》,发现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有困难,改变了观点,主张甲派。今天看来,甲、乙两派都有一定的根据,但都不够充分。双方都把老子的思想说过了头,超出了老子时代(春秋)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32页)
这里说的1973年撰写《中国哲学史简编》,把“老子是唯物主义”改变为“老子是唯心主义”,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讲了“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是任先生在研究写作中贯彻毛泽东的评老精神。也就是说,从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到《中国哲学史简编》,任先生“改变了观点,主张甲派”,实质上是受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讲话评论老子哲学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任继愈先生对老子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进行反思,他看到主张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和主张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两种意见,彼此都未能说服对方,这一分歧或许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对此,他认为两派意见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又都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都把老子的思想说过了头,超出了老子时代的人们所可能有的认识水平。主张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人,错在把老子的唯心主义体系与西方近代唯心主义相类比,把老子的“道”比作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是,在老子的时代,不可能达到像黑格尔那样高度抽象的程度。而主张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人把老子的“道”解释为“物质一般”。但是,这一概念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的古代,同样是不可能的。任先生认为,上述两派意见,都是把老子的哲学体系说得太系统化了。其实许多问题,老子自己还不甚清楚,所以他本人也就未讲清楚。因此,任先生主张,把老子哲学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看它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中处在什么地位,通过其社会历史作用来评判老子哲学的地位和性质。这样,任先生认为,从当时作为思想斗争核心的天道观来看,老子的学说无疑是进步的,因为它在客观上打击了“天道有知”的宗教迷信思想。在老子哲学中,天不具有人格和意志,只是一种自然存在,是万物中的最广大的一种客观存在。而这最根本的存在,即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的东西,老子把它叫作“道”。“道”是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的初步设想,还不是“物质一般”。但对“道”老子自己也没有讲清楚。使得后人既可以从唯物主义方面理解,也可以从唯心主义方面对其加以解释。但从当时的历史作用来看,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的。
任先生的论老新见,站位高,视野宽,回到思想产生的历史自身环境中来解决问题,有利于老学的新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那场旷日持久的老子哲学性质讨论的关注和评论,影响和推动了老学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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