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叫作“不为天下先”

从公开披露的文献材料上看，毛泽东运用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策略，起始于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为挽救民族危亡，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党先后调整各自政策。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特别是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贯彻之后，国共谈判从秘密到公开，从互相格斗到西北大联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日寇态度也起了积极变化。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更加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内和平初步形成。为了促进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使抗日局面早日实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等五项要求。同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四项保证。

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他们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紧急议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通过了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又做了巨大努力。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中央。宣言中提出了发动全民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抗日的基本主张；重申四项保证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蒋介石迟迟不予公布。经过双方代表多次谈判，蒋介石才被迫接受国共团结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等项建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在日寇诱降的政策作用下，消极抗战，却不时策动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包括故意制造各种纠纷的一般摩擦，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军事进攻等，尤其是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这就迫使共产党必须与之斗争，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方针，从政治上、军事上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回击，使内战局限在狭小范围，及时地制止了分裂与摩擦，坚持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保证了抗战的胜利。

1940到1941年，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子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章，总结了与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一整套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根本策略原则。如毛泽东1940年12月在《论政策》中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一）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既统一又独立的政策；（二）在军事战略方面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三）在与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四）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五）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1942年5月，毛泽东又指出，在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都是错误的政策。又联合又斗争，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矛盾中的具体运用。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对于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掌握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就能避免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左”倾、右倾两个方面的错误。

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党的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各项政策和策略也完善成熟起来。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开幕的第二天，即4月24日，毛泽东在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的同时，首先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

在口头报告中，谈到抗战以来处理国共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时，他说：

“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作‘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1939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毛泽东在口头报告中把《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称之为“老子的哲学”。这是毛泽东对老子朴素辩证法的又一次新的评论和借鉴。

在现实生活中，大凡为国为民的事情，皆人人争着向前，不甘落后，因为人们都懂得“不敢居后”的道理。老子遵循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从反面提出了另外一条处世哲学——“不敢为天下先”。这是一种“进道若退”（第四十一章）的生活原则。从表面上看，有德之人谦退居下，“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若退”；从本质上看，“退”是为了“进”，“退”是“进”的一种手段。所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后其身”是说圣人在一事当前，总是把自己放在后边，把他人放在前边，这样反而得到了民众的尊敬，愿意推举他做领袖，于是跃居于所有人的前边。“外其身”是指把自己放在考虑之外，替他人着想，不考虑自己。正因为如此，反而得到了民众的热爱，民众就会共同来保全他。故古代帝王常以“孤”“寡”自称，这是谦退居下的表现。

“不敢为天下先”这种谦恭居下的态度，以及它所体现的斗争原则和策略，老子用来处理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老子所处时代是春秋末战国初，周天子已失去控制天下的能力，诸侯割据，各诸侯国都面临图强发展的问题。老子说：“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第六十一章）这是说，邦国与邦国相处，大国如能以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归附，增强自己的势力范围；小国如能以谦下态度对待大国，就能取得大国的信任，得到大国的庇护，以求生存。大国与小国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双方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但小国谦下容易，而大国则往往恃大而骄。所以老子着重强调“大国者下流”，大国应主动采取谦下的态度，这是很有道理的。

“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运用于战争，老子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第六十九章）大意是说，我不敢主动采取攻势，而宁愿采取守势；我不敢主动前进一寸，而宁愿后退一尺。在老子看来，主动出击去攻击别人，这本身在道德仁义上就输给了对方，这对自己是极其不利的。主动进犯别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一寸，都会被对方视为凌辱，随时有遭受反击的可能，所以应极力避免主动进犯别人；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后退一尺，我们表现出的是谦让和宽容的态度，虽然仅仅的一尺，却很容易感化对方，对方也会以退让相待。所以，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主张以退为进的方针、策略，在军事方面则集中体现为以守为主、以守取胜的防御思想。

毛泽东把与国民党反共摩擦进行斗争的第一条战略原则用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格言表述出来，意思是双方矛盾时绝不先打第一枪，也就是在以斗争求团结时，达到有理、有利、有节的目的。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有理”即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绝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择其最反动者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的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同顽固派讲团结，绝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三项原则是毛泽东的机动灵活的战略策略思想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发展。

“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不争先”，“进道若退”，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缩为展，谦让居下。看似弱，实则强；视之退，实则进。甘居下，才能处上；不抢先，才能走在最前面。其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评论为这就是老子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