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央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梁山一百单八将，都是星宿下凡，所谓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因为《水浒传》的流传，有人往往把造反起义者说成是天罡地煞转世，也有的造反者以天罡地煞星自况。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1925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作‘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三卷，第293页）

“三十六天罡星”，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据道家说，北斗群星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梁山泊一〇八员头领的前三十六名，被认为是天罡星转世。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四十一人，毛泽东、谭平山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委。到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委员有三十六名，故有三十六天罡星之称。

《水浒传》为什么把梁山前三十六名好汉描写为“三十六天罡星”转世呢？这首先是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和审美心理有关。我们知道，“三十六”是一个古老的数字，常与“七十二”连用。“三十六”与“七十二”这些数字，与天文历法、与先民的农耕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古代的历法中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在“夏太阳历”这个古老的历法中，把一年分为十个月，每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分为五季，每季两个月，共七十二天。在这里，“三十六”和“七十二”是历法中的两个基本数字。《大戴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自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凡三十六户，七十二以茅盖屋，上圆下方。”《续汉书·祭祀志》中引桓谭《新论·正经》篇云：“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

“三十六”与“七十二”这些数字，又与先民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全国的疆域划分为“三十六郡”；西汉时人们统称西域诸国为“三十六国”；军事谋略上有“三十六计”，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等。

在被压迫阶级的造反起义活动中，也渗透着这种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汉末，道教的头头张角，把道徒分编为三十六方。《后汉书·皇甫嵩传》云：“方，犹将军号也。”《后汉记》载：三十六方作三十六坊。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有首领，统一指挥。他们就以这种组织形式，掀起了动摇整个汉王朝的黄巾起义。在道教的一些名山中往往立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水浒传》出现了“三十六天罡”，既是“三十六”这个古老的习惯用语的沿袭，又与道教的“三十六方”有着一定的关系。

《水浒传》里出现“三十六天罡”，也有点历史的依据。《宋史·侯蒙传》里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这是侯蒙给宋徽宗上的奏章里的话。侯蒙并没有到过宋江活动的河朔、京东等地区。他的奏章很可能根据一些间接的材料写成。但宋江率领“三十六人”造反的说法流传很广，北宋末年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中就有“三十六人同拜爵”的诗句。元朝人陆友的《杞菊轩稿》也说：“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以至后来的“说话”材料《大宋宣和遗事》一书写道：“宋江统帅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又写道：“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在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郎瑛的《七修类稿》以及周宪王《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里，都载有三十六人的名字和绰号。在现存的元人杂剧里，描写水浒故事多是属于三十六天罡中人。剧中提到的有：“三十六勇耀罡星”“三十六个英雄汉”“三十六大伙”和“三十六座宴楼台”。

大概历史上的宋江最初确以三十六人起事造反，道教又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说法，在水浒故事的流传中，讲授者和著作者（杂剧水浒戏和话本小说）把二者巧妙地“附会”到一起，为《水浒传》一百〇八位英雄的出场，披上了道教的神秘外衣。当然，这也是为了适应封建时代人们（读者）的心理需求，为了体现我国的文化传统。

“天罡”和“地煞”，都是天空中星座的名称。“天罡”是我们常见的北斗星座。据《道藏疏义》卷三载：“北斗丛星为世人指向之斗柄，为天地之称。天罡维天之正，地煞镇地之平也。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为称之星焉。”又载：“三十六天罡……为吾驱祸殃。地煞七十二，天地养正气。罡风驱奸邪，黑煞祛魅魑。”从“天罡”的文字意思来看，四正为“罡”。天罡分布在天上是为了使苍天公正、平衡。“罡”又通“纲”，这些天罡星是“天之纲”，他们下凡是为了维持“天道”，即“替天行道”。天罡是“维天之正”，为了实现“天公”；地煞是“镇地之平”，为了实现“地道”；他们都是“天地之称”，职责在称量天地是否公平，驱祸殃奸邪，养正气太平。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现实不公平社会的克星，又是平民百姓的救星。

《水浒传》开宗明义第一回写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由神变人的过程。这点十分可贵，它把梁山英雄说成是天上的星宿。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宗教观，天上的星宿都是帝王将相，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份的。可是《水浒传》却推翻了这种传统观念，普普通通的渔夫、樵夫、仆人、狱卒、泥瓦匠、种菜的、开店的、农妇等，也是天上的星宿。蔡京、高俅这些朝廷重臣却不是天上的星宿，坏人高贵者不如好人卑贱者。把“星宿下凡”这种封建统治者的“专利”，转让给起义造反者，《水浒传》这种宗教观，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1924年前后，国共两党合作，形成了大革命的时代潮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火如荼，风云激荡，反动派把三十六名中央执委说成是“三十六天罡星”，有视其为凶神恶煞洪水猛兽之意，把他们等同于揭竿起义上梁山的叛逆强盗。这从反面恰恰证明“天罡星”们是革命的代表。在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重提二十年前的往事，回顾党的这段历史，在于说明“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斗争。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92页）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也是不怕敌人反对，不怕流血牺牲，而勇于战斗乐于苦斗的“天罡星”之一。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中央执委，因数在三十六而被反对派视为“三十六天罡星”，这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现象。

多数情况下，人们提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与政治生活有关。但也不完全如此。时间长久了，生活内容变迁了，人们已经慢慢忘掉了它们原来的实用意义，而转入到习惯性使用它们的方面。所以，当数字在三十左右时，就宁肯凑成三十六个；当数字在七十左右时，就索性凑成七十二个。

1960年3月20日，外出视察的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等，听取汇报时插话，其中说：

山东梁山泊曾出现三十六个天罡星，你们的三十三个过渡试点可以再加三个。你们控制得对（指过渡），广东没有控制，下面搞黑的，广东某县一个县都过渡了。现在准备好条件，将来就过得好，过得快，过渡不要人为，要顺乎自然。（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1版，第513页）

试点是一种认识方法，一种工作方法。从哲学上说，是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体认识整体，通过特殊性认识普遍性。这种方法，也被形象地称之为“解剖麻雀”。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过渡试点”的办法，一般说来是正确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十三个过渡试点还要“再加三个”以凑成三十六个之数？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山东省有梁山泊，而梁山泊的天罡星可是三十六个；一个是使用三十六这个数字已经成为习惯，索性凑成三十六之数。

对形成这两个原因起作用的，还是《水浒传》“天罡地煞”观念的深刻影响，还是长期积淀的文化心理的潜移默化。毛泽东这次提到梁山泊三十六天罡星，似乎漫不经心，似乎没有用意，三十三个过渡试点与三十六个天罡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正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才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文化魅力及至魔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