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

洪太尉放走了魔君，吓得不行，告诉属下“休说与外人”，一溜烟跑回京城，从此销声匿迹。不过，到了20个世纪60年代，他又从苏联“冒”了出来。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洪太尉本是中国的“土特产”，何以“出口”成了“洋货”？

原来，自从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赫鲁晓夫逐渐取得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大权，十余年来在苏中两党两国关系上，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粗暴做法，推行修正主义对外政策，激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赫鲁晓夫两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也回访过一次，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也多次率团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苏中之间的政治斗争和领袖交锋发生过许多次，由幕后进到台前，日益公开化。甚至发展到国家关系之间的冲突，苏联不惜撕毁协议，撤回专家，企图用经济科技方面的扼杀手段，对付不随着苏联指挥棒转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中断在原子弹核武器研制上同中国的合作，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痛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赫鲁晓夫撕破假面具，坚持反华，挑起公开论战。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大论战的导火索和引爆器。拉开了大论战的序幕。9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即《一评》）。之后，在一年的时间里，总共组织撰写发表九篇文章，对苏共中央的反华行径进行理论剖析和严肃抨击。这“九评”都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审定下，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到1964年3月31日发表《八评》，中苏论战已经达到高潮，达到白热化。

1964年3月底，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在北京中南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有关工作，特别提出：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七十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和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赫鲁晓夫可能发表贺电，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毛泽东又说：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换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得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示一点友好之意。

毛泽东估计中苏两党尚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中国共产党要采取拖的方针，推迟这个破裂，但是要准备这个破裂。毛泽东交代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关于给赫鲁晓夫的祝寿信，要在北京准备好，我过一天就到外地去，传给我看了以后再发出。为表明中国慎重其事，毛泽东还要求贺信要用毛、刘、朱、周四个人联名签署（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这是党、国家、人大、国务院的联合贺信。

为了使核心层领导充分认识同赫鲁晓夫既斗争又团结的意义，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讲了《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历史故事，他说：

大家都看过《水浒》，《水浒》的第一回叫作“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现在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水浒》第一回里面讲，洪太尉领了皇帝的圣旨到江西信州，上龙虎山上清宫去请张天师来开封禳灾。因为当时天下闹灾，瘟疫横行。这个洪太尉到了龙虎山上清宫，没有见到张天师，而看见一个大殿，大殿的名字叫作“伏魔之殿”，殿门上贴满了封条，还锁得非常严实。洪太尉问领路的真人，里面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打开？领路的真人是一个道师，他对洪太尉说，从大唐祖师开始，里面就关了一大批妖魔鬼怪，一直到现在已经八九代祖师了，都不敢开，而且每一代祖师都要在门上贴一次封条。据传说，一打开就不得了，妖魔鬼怪都跑出来，天下就要大乱。洪太尉不相信，硬是叫人把封条扯开，把铁锁也给砸烂，打开大殿的门。门打开以后，看到一块石碑，石碑下面是一个石龟，碑上有碑文，刻着四个字，叫作“遇洪而开”。洪太尉看到这四个字，心想我不是洪信嘛，我就是洪太尉。碑上刻着“遇洪而开”，正是碰到我就开了。因此他叫人挖开石龟。道师赶忙来劝，说动不得，动不得，动了就不得了了。洪太尉不听，挖开石龟，底下还有一块大青石板，洪太尉又叫再挖，把石板挖开了。挖开以后，底下是一个很深的、不到底的地洞，里面哇喇哇喇地响，响过以后，一道黑气一下子从洞里滚起来，一直冲洞口而出，冲到大殿，冲到半空中，化作百把道金光，向四面八方散去。吓得大家都倒下，洪太尉也吓得发抖，面色如土。他问道师，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呀？道师说，你不知道呀，这里边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一共是一百零八个妖魔。你把他们放出去就不得了了，天下就要大乱了。

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恩来嘛，我们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在1956年年底访问东欧的匈牙利、波兰这些国家，经过莫斯科的时候，跟他谈了一通，把我们的意见，对他们的“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问题都讲了。赫鲁晓夫把这说成是总理给他们上了大课。总理在“二十二大”上致词时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他。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现在这个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他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8页）

1964年4月毛泽东回湖南，他在长沙说：我们要致电祝贺赫鲁晓夫的七十寿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要讲团结。因为《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因势利导，利用赫鲁晓夫寿辰之机，从北京到长沙连续执导了一幕给赫鲁晓夫祝寿的短剧，更好地掌握了中苏论战的主动权。

毛泽东的这个斗争策略，深思熟虑，是出其不意的一着好棋，得到中央常委的一致同意。

1964年4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院内的住处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王任重、张平化等开会，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明：北京传过来的给赫鲁晓夫的贺寿电文要修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越来越怕，看起来气壮如牛，但是色厉内荏。以后，连续三四天，推敲、修改和发出了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稿。

秀才们在北京起草的这个贺电写得比较长，并谈到中苏两党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审阅之后，对邓小平等说：不赞成这样写法。这个贺电应该争取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写的内容要从这么一个设想出发。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是要加强团结。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说我们尽管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对贺电的修改。

4月14日下午，邓小平等人聚集到毛泽东处，开会研究通过修改稿。

毛泽东说，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在吴冷西起草的较为详细的稿子上，毛泽东动手做了认真修改，加了许多段插话，一是修饰语气、表示客气，二是加上一些铺垫词句，最主要的是改了一头一尾，开头处他在赫鲁晓夫的职务头衔与祝贺语言之间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用意就是表示贺电是一个和解的电报，使苏共能够发表；在结尾处他加上“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一句话，显示团结起来的力量和意义。

对毛泽东的亲笔修改，与会者均感到是画龙点睛，提纲挈领，不由得佩服之至。

4月16日贺电发出后，晚上新华社就广播了，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贺电全文。许多党员干部感到很惊讶：怎么给赫鲁晓夫这么一个温和的贺电？特别是对电文上称他“亲爱的同志”，说一旦有事还要团结，普遍反映强烈，但是人们仔细一想，都由衷地叹为观止，猜测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因为当时中苏论战正酣，火药味十分浓，突然来了一个毛泽东领衔致电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而且十天内中国国内所有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不发表也不广播批评苏共的文章，尽显中国共产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充分展现毛泽东运筹帷幄，偃武修文，一张一弛，亦庄亦谐，挥洒自如，那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智慧和天才，在国内外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虽然，这只是60年代中苏论战中一段小插曲，但是尽可以使人们领略到毛泽东的政治高明和领袖魅力，是他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指导了中共对苏共和赫鲁晓夫掀起反华反中共浪潮、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进行了策略性的坚决斗争。

1964年4月中旬在长沙前后，毛泽东洞察秋毫，准确地预见到赫鲁晓夫内外交困、苏共内部可能会发生重大事变的征候，要中共中央做好两手准备，有备无患。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10月14日，苏联发生了重大事变，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罢免，下台了。10月16日公之于众。恰好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大新闻同时公布，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其实，毛泽东给赫鲁晓夫“祝寿”，是希望赫鲁晓夫改弦更张，停止反华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但是赫鲁晓夫利令智昏，忘乎所以，既在反华的路上越走越远，又未能妥善处理苏联党内国内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他在政治上“寿终正寝”，也是必然的结果。

对赫鲁晓夫发表《公开信》，挑起中苏两党大论战，比喻为洪太尉揭开石板放出“妖魔鬼怪”（其实就是造反的受压迫者），既新鲜有趣，又意味深长。它含有反抗是压迫者逼出来的道理，论战的挑起罪在赫鲁晓夫，他就是那个非要进伏魔殿揭开石板的洪太尉。毛泽东以梁山好汉自况，取的意思正是像好汉们那样敢于反抗，敢于“交锋”，不怕大国沙文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压力。不过，现代的“妖魔”要比梁山好汉高明得多，不但讲斗争，而且讲团结；不但坚决反击，而且讲打击策略。抓住机会，“感谢”洪太尉赫鲁晓夫的“放出来”之恩，给他“发个贺电”，使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董志新著：《毛泽东读水浒传》，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