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阳刚之美

天风浪浪　海山苍苍——中国古典诗歌的阳刚之美

我国古代阳刚、阴柔之论，最初渊源于《周易》的阴阳八卦之说，所谓“乾阳坤阴”、“乾天坤地”、“乾男坤女”、“乾刚坤柔”、“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等等，后来美学史上的阳刚、阴柔艺术风格论，皆本于此。如刘勰《文心雕龙》：“才有庸隽，气有刚柔”（《体性》），“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镕裁》），以刚柔论文学体性。宋代米芾以刚柔论书法：“颜真卿书如项羽按剑，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海岳名言》）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则以刚柔论画：“挟风雨雷霆之势，具神工鬼斧之奇，语其坚则千夫不易，论其锐则七札可穿……如剑绣土花，中含坚实，鼎包翠碧，外耀光华，此尽笔之刚德也。柔可绕指，软若兜罗，欲断还连，似轻而重……恍惚无常，似惊蛇之入春草；翩翩有态，俨舞燕之掠平池；飏天外之游丝，未方其逸；舞窗外之飞絮，不得比其轻……此能尽笔之柔德者也。”至于清代桐城派文论家姚鼐，论诗文的阳刚阴柔之美，用种种形象比喻，生动说明两类不同艺术风格的特征，最为著称，但仍本于《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只是审美认识更趋精深而已。

《易传》还把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刚健等性质看成是阳性势力的体现；而安静、柔顺等则是阴柔的特征。请看《易传》对于“乾刚”的描绘和赞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彖》）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文言》）

乾道伟大，如天之大哉！它自强不息，具备了刚、健、中、正、纯、粹六项特征；它充分发挥能力，有旁及万事万物之情，建大功而不自表；它如乘六龙以御于天，适时运动给天下苍生带来雨露，使天下臻于太平！这不是一幅极其壮观美好的图景吗？乾卦正是阳刚壮美的标志和象征！

先秦时《周易》之外，老庄有“大道”之论，孟子鼓“浩然之气”，这都与中国艺术风格的“阳刚之美”有着渊源的关系。中国的“阳刚之美”或“壮美”概念，渊源于易、道、儒，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它与西方的“崇高”，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现仅就中国古代诗歌的范围，赏析其阳刚之美。

一

晚唐诗人兼诗论家的司空图，以易、道哲学为依据，“总结唐家一代诗”，著《二十四诗品》，可谓中国古代最系统、全面而深刻的艺术风格论。《二十四诗品》首列“雄浑”、“冲淡”、“纤秾”三品，实代表阳刚、阴柔两极，以及中和两极得中间状态之冲淡美。以雄浑为代表的阳刚之美，《诗品》中还包括“劲健”、“豪放”、“悲慨”、“沉着”等几品，所谓“盛唐气象”，正集中体现了这阳刚之美。请看司空图对“雄浑”的描述：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
返虚入浑，积健为雄。
具备万物，横绝太空。
荒荒油云，寥寥长风。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这品的前四句，从理论上说明雄浑风格的特征。“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腓”，覆庇；“充”，满也。这两句说明内外的辩证关系，外在形态的巨大宏伟，乃是内在生气充实饱满的结果。老、庄认为美就是自然之道，而“道”是绝对的“大”和“全”。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大”的观念就是无穷、无限、无形、无声，故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而老、庄又认为“道生一”、“道通为一”，这“道”所表现的外在形态乃是一个无穷大的浑然整体，这就是“大用外腓”之大美。这大美犹如庄子所描述的“咸池之乐”，能使人闻之始而惧，复而怠，终于惑，荡荡默默而与天道合一。孟子亦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外在之宏伟壮美，须有内在之饱满充实，且能耀目生辉，光彩熠熠。这一点，易、道、儒都是相通的，强调主体内在之充实，“至大至刚”之气充之于胸，一旦喷薄而出，浩荡鼓动，“气体劲而用其宏”，表现为艺术形象，才使人惊心动魄，激动昂扬。这就是“大用外腓，真体内充”的基本内涵。这一点，也与西方“崇高”的美学概念相类似。古罗马时期的朗吉弩斯《论崇高》说：“风格的庄严、恢宏和遒劲大多依靠恰当地运用形象，……诗的形象以使人惊心动魄为目的”，“我已经说过，在这全部五种崇高的条件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一种崇高的心胸。”朗吉弩斯强调主体应有崇高的心灵，但他主要还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论述“崇高”的。“返虚入浑，积健为雄”两句，从精神实体上解释“雄浑”。“虚”即虚无，老庄认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惟道集虚”，这个虚无就是“道”，无论大音、大象或万事万物都是从这个虚无中产生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老子·二十五章》）“浑”是浑然一体的存在，它是从“虚”而生，又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主客观交融的无限大的浑成境界。《周易》以乾为天为阳，也是无限大，“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所以“虚”、“浑”和“雄”，都与“大”的概念相联系。“积健为雄”，也讲由健到雄的过程。健是刚健之力，雄是健的积累。只有积蓄起刚劲的气势和力量，才能真正成为雄健宏伟之“大”。“积健为雄”要求作家平时加强思想和艺术修养，尤要提高精神境界。刘勰《文心雕龙》一再要求作家养气：“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刚健既实，辉光乃新”，“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风骨》）“积健为雄”，亦如郭绍虞《诗品集解》所解释：“何谓‘雄’？雄，刚也，大也，至大至刚之谓。这不是可以一朝袭取的，必积强健之气才成为雄。此即孟子所谓‘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的意思。”康德曾把“崇高”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学的崇高”，特点在于对象体积的巨大；另一种是“力量的崇高”，特点在于对象具有力量的巨大。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指出：“更大得多，更强得多，这就是崇高的显著特征。”（《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国古代以雄浑为代表的阳刚之美或壮美的观念，与西方“崇高”这一审美范畴，在包括体积和力量之“大”的内涵上，也是类似的。司空图于此形象地描绘道：“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雄浑之风、阳刚之美，犹如云之勃兴，莽如山海；充气成风，鼓荡无边；形体之大，足可包容万象；气势之强，直可超越鸿蒙，笼盖宇宙。中国古代“雄浑”观念中的体积和力量之大，乃是“无限大”。

中国古典诗歌中，“建安风力”和“盛唐气象”最能体现雄浑风格的特征。建安诗人“俊才云蒸”，诗歌情调慷慨，风骨兼备，刚健清新，刘勰称“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如曹操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写大海之宽阔与雄伟，仿佛日月、星汉涵泳其中，海天苍茫一体，气充势足，鼓荡无边，象征着诗人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确为情景交融、意境雄浑的佳作。

盛唐诗歌，或写边塞，或咏山水，或感身世，都明显地体现出“雄浑”这一审美特征，正如严沧浪所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吴景仙书》）盛唐诗歌尤以李杜之诗为代表，如李白《关山月》开头几句：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关、山、月三种景象浑融成阔大的一片，真有司空图所描绘的“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雄浑之美。胡应麟还评说：“浑雄之中，多少闲雅。”（《诗薮》）则见诗人广远、沉静的情思，浩渺澹荡的襟怀。又如《登太白峰》：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
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

想象登峰而上，与太白金星对语，飘然高举，如列子御风泠然而行，将与明月携手，遨游天际，表现出一派浪漫主义的奇情壮采。晚唐诗人皮日休说李白诗“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刘枣强碑文》）李白的这一首，以及还有不少诗就具有这些特征。

杜甫的《登岳阳楼》，气象宏放，含蓄深远，浑灏直与洞庭争雄：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登岳阳楼》诗，四十字中，家国之忧、身世之慨、沉厚之情与雄阔之景，混沦融为一体，呈现出一派雄阔浑厚的气象。宋·蔡绦《西清诗话》亦说：“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多云梦也。”正因胸怀的宽广博大，笔下才有如此雄浑深厚的气象，这正可证明司空图“大用外腓，真体内充”的论断符合艺术的规律。盛唐诗人中，孟浩然的《临洞庭》一首亦颇有“盛唐气象”，前四句云：

八月湖水平，涵虚浑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气蒸”一联，可与杜诗《登岳阳楼》颔联争雄。“气蒸”句写洞庭的广阔博大，蒸腾之气惠及周围广远地区的草木，使其滋生繁茂；“波撼”句写洞庭湖的蓄积深厚、澎湃动荡，有极大的力量和浩荡的气势。整首诗表现出雄浑磅礴的风格。

雄浑的壮美不局限于自然界，也表现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如建功立业、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为正义事业而斗争所表现的浩然之气。如盛唐之边塞诗：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出塞》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高适《塞上听吹笛》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
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

——岑参《碛中作》

杨廷芝《诗品浅解》说：“大力无敌为雄，元气未分曰浑。”“雄浑”与“劲健”、“豪放”的区别，重在一个“浑”字，“雄浑”是体大、力大的浑然结合、浑化无迹，元气的至大至刚、浑厚磅礴，表现为雄伟、浩瀚、恢宏、轩昂而又浑厚含蓄，虚涵浑茫，如杜甫评高、岑诗之“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杜甫《登楼》与韩愈《和裴晋公破蔡州回》，二诗都具阳刚之美，但细加辨析，仍有“雄浑”与“劲健”的差异。先看被前人推为七律之首的杜诗《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沈德潜评此诗曰：“气象雄浑，笼盖宇宙。”叶梦得《石林诗话》则以此诗与韩愈类似风格之诗的比较，说明“雄浑”与“劲健”的区别。他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韩愈诗多属阳刚美，但多表现为力量和气势，所谓“劲健”正是强劲有力，气势充足的艺术风格。而“雄浑”是“积健为雄”，不但强劲有力，且要宏大浑厚，纡余委备，浑沦一体。同是赞美裴度平定蔡州的魄力和功绩，韩、刘诗句相比，倒是刘禹锡二句更接近雄浑风格，韩诗只能算劲健。一般七言律诗难得雄浑，而杜诗可称独绝。清代翁方纲《石州诗话》云：“杜五律虽沉郁顿挫，然此外尚有太白一种暨盛唐诸公在。至七律则雄辟万古，前后无能步趋者，允为此体中独立之一人。”

“雄浑具全体”，雄浑是阳刚美的代表；“劲健”同属阳刚风格，但与雄浑仍略有不同。请看司空图对“劲健”风格的描述：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
巫峡千寻，走云连风。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
喻彼行健，是谓存雄。
天地与立，神化攸同。
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劲健”是强劲有力、气势充足的艺术风格，它与雄浑的着重赞美阔大、丰满、厚实、浑成的诗美侧重面有所不同。“劲则不敝，健则不息”，劲健是对“真力”的赞美，如《周易·乾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一种“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永久不息之力。这种“真力”的表现，犹如天马行空之所往无前，像白虹贯日之横经天地，像千寻巫峡之险峻而能走云连风于其间，亦如怒涛之奔涌冲激于长江三峡。对于作者来说，诗中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和充足的气势，乃是“存雄”所致，因“饮真茹强，蓄素守中”的长期锻炼、修养的结果；“真体内充”则真力弥满、劲气充周，形之于作品，才可与天地并立，终古不敝，万世不朽。诗人李白襟怀旷达，情感激荡，其作品就有气吞宇宙、力拔山岳之概，故能流传千古。他的诗歌描绘了许多山崩海啸、斗转星回的雄伟壮阔的景象，其间就充满了巨大的力量和恢宏的气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狂涛骇浪，气势浩荡，这是力的奔涌；“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大鹏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黑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草书歌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心雄万夫，挥斥八极，这是力的发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其三），“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胡无人》），“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梁甫吟》），龙腾虎跃，意气冲天，这是力的搏斗。李白诗歌就具有“横扫千军，不可抗拒”的崇高力量，“像剑一样突然脱鞘而出，像闪电一样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朗吉弩斯《论崇高》），这是阳刚美中的力量之美，力的交响，力的礼赞！

韩愈之诗也以劲健著称，司空图在《题柳柳州集后序》中说：“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这正是对劲健诗风的生动形象的说明。韩愈的《调张籍》诗：“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本来，“杜以神行气，李以气举神”（李重华《贞一斋诗话》），李杜之诗就具有以力量和气势取胜的劲健特点，而韩愈的形容描绘，硬语盘空、苍茫横亘，本身也体现了劲健风格，这首《调张籍》诗，劲健有力，就有阳刚之美。

唐代边塞诗，诸如：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
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
雁山横代北，孤塞接云中。
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陈子昂《送魏大从军》

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
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
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卢纶《塞下曲》其二

这些诗表现了诗人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立功边疆的豪情壮志，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而笔势雄健刚劲，如有雷霆万钧之力，充分体现出“存雄行健”的劲健风格之美。

“豪放”——也属阳刚美中的一品，是指豪迈纵放、不受拘束的艺术风格：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
由道返气，虚得以狂。
天风浪浪，海山苍苍。
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前招三辰，后引凤凰。
晓策六鳌，濯足扶桑。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豪放与劲健的重力量的特点有所不同，豪放首先表现在气魄的宏大，直能“吞吐大荒”。但这豪迈之气乃集义所生，由道而出，表现为无私无畏、不受物累的豪迈纵放的精神，即所谓“处得以狂”，摆脱羁绊，狂放逸宕，能驭月乘风，指挥万象，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魄。这一点，李白诗中的“狂傲”足以体现。他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效庐山谣寄卢待御虚舟》），“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他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狂傲精神，正表现中国古代文人那种不阿谀逢迎、不低三下四、正直无私、不惧邪恶的高尚品格。腐恶的现实社会不能相容，他就遨游天地、超然物外：“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江上吟》），“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欲达天人合一之境界。杜甫深知李白的狂放性格和诗才文采：“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有麟游龙骧、倜傥不羁、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才有吞吐大荒、豪迈雄放的诗风。

豪放诗风还以感情奔放、想象丰富为特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如屈原、李白，由于“真力弥满”，强烈、奔放的感情激发其驰骋想象，因而叱咤风云，恢宏诡谲，万象竞萌，意象纷至沓来，充满浪漫主义的磅礴气势和奇情壮采。李白诗句，如“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上云乐》），“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游泰山》），“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元丹丘歌》），“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等等，都因情感激荡，驰骋想象，招三辰、引凤凰、策六鳌、濯扶桑，有招使日月、驱策灵异的壮伟场面和景象。造成豪放风格，不仅要丰富的想象，还须借助合理的夸张。李白诗如“白发三千丈”（《秋浦歌》），“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风行》），“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横江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这都显得气势峥嵘而又新奇壮观。苏轼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豪放并非狂荡胡为、放浪而绝无绳检之谓，强烈的感情，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都须“由道返气”，合乎法度、妙理，既豪迈纵放，又诚实纯洁，如此创造的艺术形象，才给人以新奇神异、激动心魄的壮美力量。

二

以雄浑为代表的阳刚之美，还包括悲慨和沉郁。悲慨是指悲壮慷慨的艺术风格，如司空图所描写：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
适苦欲死，招憩不来。
百岁如流，富贵冷灰。
大道日丧，若为雄才。
壮士拂剑，浩然弥哀。
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悲慨并非哀痛欲绝、消极悲沉，它是悲中有慨，悲愤难平之情中有着极大的力量，犹如大风卷起连天浊浪，满山林木都被它所摧折。这慷慨悲壮的意气，使人想起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想起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大道日丧，若为雄才？”这是为天下之公所引起的感慨，较之一己之私的感慨更加悲天悯人，可见悲慨之中含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寄托着对美好人生和社会政治的追求。《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悲慨”之“大道”，当指理想政治。在这政治日衰、道德沦丧的时代，谁出来充当力挽狂澜的雄才呢？！那个有才难展的壮士，一面拂拭着宝剑，一面唱着慷慨的悲歌，这既揭示了悲慨诗风产生的社会原因，也是对悲慨之美特征的传神描绘。

“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这是杜甫对陈子昂悲慨诗风的形象描述。陈子昂怀抱“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的人生、政治理想，可是生不逢时，屡受挫折，故常有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悲慨。《感遇·三十五》：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这一首诗慷慨陈词，直抒胸臆，倾吐保卫边疆、报效国家的伟大襟怀，悲慨中还是慨多于悲。至如“圣人去已久，公道缅良难”（《感遇·十六》），“时哉悲不会，涕泣久涟洏（ér）”（《感遇·三十六》），则是悲多于慨。悲慨诗中传诵千古的杰作当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人有经世济民之志，身临前线，军事才能未得施展，反被贬职，再次遭到打击，他满腔悲愤，登上蓟城北楼，怆然流涕，感慨万端，唱出了这一曲响彻云霄的慷慨悲歌。历史漫长而人生短促，空间辽阔而个人渺小，满怀报国热情而竟遭迫害，这怎不令人痛哭、感叹！吟诵这首句式参差不齐、语调顿挫沉抑的悲歌，读者仿佛看到了在辽阔而萧索的原野、古老而苍凉的幽州台上，伫立着诗人那忧国忧民而又寂寞忧伤的动人形象，给人以一种悲壮的美感，留下难忘的印象。

沉郁、沉着、悲慨，其内涵都相近，只是沉郁的忧愤之情更为深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吾所谓沉着痛快者，必先能沉郁顿挫，而后可以沉着痛快。若以奇警豁露为沉着痛快，则病在浅显，何有于沉？病在轻浮，何有于着？病在卤莽灭裂，何有于痛与快也？”沉着赖于沉郁，沉着痛快之气必须从沉郁顿挫中提炼出来，才是深厚流动、苍凉激荡，所谓潜气内转，回肠荡气，杜甫之诗、辛弃疾之词，足以代表。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所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标志着杜诗风格已达到沉郁的最高境界。全诗以“穷年忧黎元”为中心思想而展开：“窃比稷与契”，以贤人自期，正面述志；“叹息肠内热”，忧国忧民、真挚动人；“浩歌弥激烈”、“放歌破愁绝”，慷慨激烈而又愁绪难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揭露贫富的对立，表示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忧积如山，与终南山一样高，忧思茫茫，如鸿蒙般无边无际，再也拾掇不起一个端绪来了。诗人诚恳深挚的感情，百忧交结的愁绪，极沉极郁，却反复流转、百折千回地表达出来，极抑扬顿挫、沉痛淋漓之致。安史之乱以后，诗人目睹灾难深重的现实，写出了更多的有沉郁之风的诗作，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国都沦陷，城池残破，山河虽依旧，而人事已全非，感时伤别，如花为溅泪，鸟亦惊心，写得极概括极沉痛。《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表现了诗人对国破家亡的深哀巨恸，沉郁顿挫，纡曲跌宕，读之使人肝肠寸断！

沉郁、悲慨都与“悲”有关，它是人生理想受到挫折、壮志难酬的悲痛之情的表现。美学上的“悲”，亦称悲剧或悲剧性，是同崇高有密切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一个范畴。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对“悲”的概念尚在不断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揭示悲剧的本质正是由“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恩格斯《致裴·拉萨尔》）所决定的，指出悲剧冲突根源于两种社会阶级力量、两种历史趋势的尖锐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不可解决，因而必然地导致其代表人物的失败或灭亡。悲慨、沉郁风格之诗，如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建安诗的慷慨悲凉，陈子昂登幽州台时唱出的苍凉激楚的悲歌，李白登谢朓楼发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浩叹，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歌唱中回荡着忧国忧民、感怀身世的旋律，柳宗元登柳州城楼产生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哀感……都是由于政治理想难以实现而引发的悲愤感慨。这悲慨中包含着对人的高尚气节、坚贞情操的肯定。有崇高感就有痛感在内，所谓“痛快淋漓”就体现了从痛感到快感的转变过程。崇高的壮美感可以说是审美感兴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种类型，这是因为崇高的基本性质就是“努力向无限挣扎”，所以在体验崇高时，主体心灵始终处在一种强烈的摇撼和震荡之中。

但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壮美与西方美学中的“崇高”，其内涵不尽相同，两者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文学作品表现的崇高，常常是建立在某种神秘威严的异己力量对人的压迫、欺凌之上，人通过在这种神秘莫测的异己力量面前感到自己无能、弱小而获得崇高感。西方美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柏克、康德、黑格尔等人在论及悲剧和崇高时都突出强调悲悯、恐惧、极度痛感等心理特征；而中国美学中所说的壮美，基本上是直观到人的力量的强大卓越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昂扬激奋的情感，没有神秘、恐怖、阴沉、丑怪的因素和感觉。如《周易》以刚健与壮美相联系，但它须是“健而顺，刚中而志行，乃亨”，这才谈得上壮美。儒学创始人孔子，就“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而高扬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荀子则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光辉论题：“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他强调“人定胜天”，主体对客体的克服和战胜。可见中国诗歌壮美的“岁寒松柏”之树，是深深植根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如李白诗中，虽有“恩疏媒劳志多乖”、“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悲愤，“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行路难”的慨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难以排遣的愁绪，但毕竟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信念和理想。李白诗中的大鹏、朝阳，高山、黄河，那些形体巨大、威力无穷的形象，往往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其中有着理性的乐观主义和战胜一切的英雄主义精神。他的代表作《蜀道难》，历写蜀道的高危艰险，反复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简直“使人听此凋朱颜”！但终于战胜艰险、攀越崎岖，而“登上青天”，贯穿全诗的是昂扬乐观的情调，英雄主义的气概。这种雄盖一世的精神气概在《将进酒》、《梁甫吟》、《天马行》、《上李邕》、《东海有勇妇》、《临终歌》等篇中都得到有力的表现。

中唐诗人刘禹锡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遭贬，但他仍矢志不渝，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被贬朗州时作《学阮公体三首》，以“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的阮籍等人为榜样，表示自己坚决“信道不从时”，虽遭挫折而不气馁，“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贬居十年后被召归京，因在玄都观花作《戏赠看花诸君子》讽刺权贵，再次被贬；十三年后，再被召回长安，还是坚持革新的主张，蔑视保守的权贵，又作《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示自己决不随俗沉浮，决不屈服压力的坚强意志，因此诗人不久又被外放。刘禹锡一次一次地遭受打击，一生是悲剧，但他没有悲观、消沉，他自己说“命压人头”何所惧，坚持战斗磨炼得越加沉着坚强，在诗歌中始终表现了豪峻的风格、乐观的精神：“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无论身处逆境、老境，仍然心怀旷达，奋勉向前，老当益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种种迫害、非难都不能压倒他，因为他内心纯洁，理想崇高，自传中的这两句话，是他无畏精神的自我写照。再列举他的一些诗：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元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风云变化饶年少，光景蹉跎属老夫。
秋隼得时凌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
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无。
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

——《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
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瑟泪尽欲如何！

——《乐天见示伤徽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

这些诗悲慨中有昂扬乐观的精神，清通深沉的哲理，能引人深思，催人奋进，是不同于西方“悲剧性”的一种壮美。刘诗即如吟咏风物，如《秋词二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始闻秋风》：“……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也都写得豪迈峻拔，雄浑老苍，充满着排宕激越、奋发向上的意气。读这些诗也能增强人的意志，激奋人的精神。

三

中国美学的阳刚之美与西方美学的崇高观念，还有一个差异，就是西方美学论崇高常把崇高与优美对立起来，而中国美学则没有把壮美与优美看成绝对对立、互相排斥，而是力求两者互相补充、相反相成、和谐统一。这又是根源于儒家学说和《周易》的辩证思想。《周易》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在阴阳这两种相反力量的互相作用下，不断地运动、变化、更新、生成的；当然，文学艺术也由于阴阳刚柔的相摩、相荡、互相作用而形成气势、力量、形态、韵律等美。

刚上而柔下，风雷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　（恒卦）

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　　　　　　　　　　（兑卦）

柔丽乎中正，故亨。　　　　　　　　　　　　（离卦）

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　　　　　　　　　（泰卦）

这说明阴阳相推、刚柔相济，在一定的条件下能造成以阳刚为主、两者和谐统一的形态。这种主刚而含柔的美，诚如苏轼所形容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和子由论书》）那样一种状态，乃“力”和“韵”的和谐统一，可称为中国式的壮美，如雄丽、雄奇、雄峻、俊逸、清雄等都属这主刚而含柔一类的阳刚之美。

初唐王、杨、卢、骆“四杰”之诗，词采华丽，骨气端翔，开唐诗声律、风骨兼美之先。杨炯《王勃集序》论王勃诗云：“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王诗风格，能刚柔相济，融雄壮、柔润于一炉、阳刚中见柔丽，如《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雄放高昂的格调中，有舒缓的节奏、华美的风采。又如骆宾王《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诗：

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
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
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
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

也是悲壮而丽，格高韵美，“柳叶”、“桃花”一联，即所谓“壮语要有韵”、“刚健含婀娜”者也。

杜甫称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俊逸”即清秀豪逸的风格。李白才逸，笔墨刚柔兼备，其诗既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雄豪，又有“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的阴柔。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说：“用刚笔则见魄力，用柔笔则出神韵。柔而含蓄之为神韵，柔而摇曳之为风致。”李白能以健笔写柔情，又能以柔笔写豪情，刚柔相济，呈现出俊逸风调。如《长相思》：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此诗豪放飘逸而又有缠绵风致，以比兴手法表现对理想政治的执著追求以及难以实现的苦闷。

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前柔后刚，刚柔互济，也是雄丽风格。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玉貌锦衣，绛唇珠袖，翩然舞剑，却如雷霆电闪，矫龙飞翔，即婀娜与刚健的统一，既有“淋漓顿挫”的节奏姿势，又有“豪荡感激”的感人力量，可谓俊逸豪丽之杰作。

中唐刘禹锡之雄峻，晚唐杜牧之俊爽，也是刚柔并备、雄豪与婉约和谐统一的诗风。所谓“俊爽”，就是英俊豪纵而又飒爽流丽。小杜亦擅长以健笔写柔情，从如下几首可看杜牧俊爽诗风：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山行》

李白题诗水西寺，古木回岩楼阁风。
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

——《念昔游》其三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九日齐山登高》

宋词中苏、辛之作，亦有以豪放表婉约，“刚健含婀娜”一格，如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首，通篇运用楚辞“香草美人”以喻忠贞的比兴手法，摧刚为柔、缠绵悱恻，把忧虑国事与伤春失宠统一起来，表面上缠绵哀思，骨子里却十分慷慨激愤，可说婉约其表而豪放其中，肝肠似火，色肖如花，词意激切、姿态飞动而极哀怨缠绵、沉郁顿挫之致。梁启超评说“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确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