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方法的特征

成中英在论及中西文化差异时，特别强调方法的根本性。他认为，在“人类整个的思想发展中，方法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在西方哲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方法是西方哲学思想提出的一个动力。”因为“哲学之为哲学，就因为哲学是方法。哲学的名词是从希腊的苏格拉底来的，他有他的思考方法，就是透过彼此间，两个或多人之间的语言的分辨对话，得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所以哲学就是对概念的一种定义，一种明了。这个对于概念本身的掌握，就是一种理性的知觉，所以它的方法就是一个理性的体现，此后才有哲学的概念，有哲学的活动，才有哲学的一些成果。哲学的本身就是理性的一种知觉，是理性的反省。对现有的概念和知识作理性的探讨，来取得更精密的、更深入人的了解，西方哲学的开始是如此，西方哲学的成长和发展，也是如此。苏格拉底的方法是最原始的分析法”^[13]。不仅如此，成中英还认为：“我有一个假定，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都是方法的突破，都是方法的再考虑。在西方哲学中，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也是用一种理性分析的方法，来把世界的事物逐一分类，然后产生学问分科的思想。对方法本身的一种反省，把方法当作一个对象，来作方法上的思考，那就产生了逻辑的思想。逻辑就是方法的方法。这种对方法的反省就是方法论，在纯粹的理性运用上就叫逻辑。所以逻辑就是方法的自我反省呈现的一种理路。因为在方法论的反省中，思想本身呈现一种内在的规律，对规律的认识就变成逻辑。所以逻辑的提出也是方法意识的一种成果。”^[14]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哲学发展是哲学方法的发展。西方哲学方法的发展，是人的理性成长的自然过程，或者说是人的理性顺其自然的一个发展过程。哲学方法顺其理性成长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展开，当然最终要指向对实践的引导，但它并不直接动因于实践。实践道路的开辟与理性认知的发展，往往是并行的。并且，在西方哲学中，哲学方法的发展与哲学本体的发展，既可是一体化敞开，也可各自独立展开，即哲学方法的发展可以脱离哲学本体而发展，因为“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不断地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科学的发展就是个证明。”与此相反，“中国哲学中的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只有在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需要时才显现出来。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中国人的方法和思考都是一个整体，跟西方的分析哲学正好是个对比。中国的方法论是由现实问题造成的，否则对思辨和理性的反省再反省就会被认为是没意义。所以就过去看，中国的逻辑没有好好发展，就是这个原因”^[15]。

成中英先生的如上阐述，给我们勾勒出了中国哲学方法的根本特征的完整图景。首先，中国哲学方法是现实问题的产物，即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寻求方法上的突破。因而中国哲学方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是实践的方法，是以实践为动机和指归的方法，抛弃现实的实践要求，其方法的思考或反省就失去了意义。第二，受现实的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很难有突破现实和超越现实的渴望与努力。第三，中国社会的最根本的现实，就是政治，因而，哲学方法的实践性约束或激励，均来源于政治的需要。离开了政治，缺乏政治对它的需要，方法问题也就隐匿于本体意识之中，而得不到显现，当然就谈不上发展。其次，中国哲学方法的生成与发展，以现实为土壤，以政治需要为动力，以解决现实社会的实践问题为目标指向，这恰恰源于中国哲学理性的贫弱。这种贫弱表现为理性缺乏独立发展的动机，也缺乏独立发展的土壤，具体地讲，很少有人抛弃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将理性作为内在的自主要求和内在的自主活动。理性的贫弱，标明理性得不到训练，得不到内在的突破，因而，方法意识也不能进入自觉之境而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其三，中国哲学方法不仅只是本体意识的构成内容，而不能脱离本体意识而独立存在和发展，而且还是整体化的，这个整体首先体现为政治整体，其次体现为社会整体，其三体现为历史整体，其四体现为天人整体。这种本体性和整体性特征决定了中国哲学方法的由上而下取向，这种由上而下的取向，就是整体直观的领悟主义。这种整体直观的领悟主义，或者是感觉直观的领悟主义，或者是经验直观的领悟主义，或者是心灵直观的领悟主义。这种整体直观的领悟主义方法有三个最基本的特点：

首先，它只是非理性的感性的方法，而不是理性的方法。因为理性的方法一定是推理，或者事实材料的归纳、分析、推理，或者是观念的分析、综合、演绎推理。而领悟的方法不求推理，不求论证，不求归纳、分析和综合，只需要直观把握。所以，无论是感觉直观的领悟，或是经验直观的领悟，或是心灵直观的领悟，都是抛弃理性的一种方法。

其次，它是非反思的方法。反思的方法，一定是逻辑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必须要接受两个基本原则的规范与引导，这就是“据界说以思想”和“依原则而求知”^[16]两个认知的准则。贺麟先生认为，“界说即是规定一物的本性”，其实，界说首先是发现事物的本性，然后突显该事物的本性，并以概念的方式去规范那物的本性。所以，“据界说以思想即是去发挥那物的本性，而形成纯学理的知识。”而“依原则而求知，就是一方面用原则原理作指导去把握事实，另一方面就是整理事实，规定材料，使它们符合原理”^[17]。即符合所思考的事物的本性，抽象地讲，就是符合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和普遍的人性要求。所以，逻辑的或者说反思的方法，则务求把握事物的本性，求得真知；而领悟的方法可能会直观地把握到事物的本性，也可能不能直观地把握到事物的本性。如果不能直观地把握事物的本性，当然不能求得真谛，更不能求得真知。如果能够直观地把握事物的本性，那就会求得真谛，但却不能求到真知。因为真知一定是知识形态的，即一定是把求得的真谛予以知识形态化，这就需要概念式反思，并必须进行概念式反思，必须运用逻辑推理，必须进行事实的整理、材料的归类，必须以原理为指导而对事物和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最后进行逻辑的表达，以其所生成的有形的知识形态能够真实地呈现事物的本性，符合事物的本性。所以，领悟主义可以获得真谛，但难以获得真知。因为领悟主义方法达向形而上之域，开启通神之门，但却无能开启知识之门。这是中国哲学不能开启科学道路的真正思维认知的局限，这种思维认知的局限最终源于这种领悟主义方法。

其三，它是以追求效果论为取向的方法。有关于这一特点，贺麟论得最透彻，他说：“中国人平日已养成只重一物的实用、目的、效果，而不去研究一物之本性的思想习惯。这种思想上的成见或习惯如不打破，将永远不会产生科学知识。”他举了一个例子，即《大学》里讲“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连锁式的推论，只是一种效果推论，即由功用推论功用的方法，而不是关于知识本质的推论。贺麟先生认为，尽管这种功用推论方法没有错，并且运用这种功用推论所形成的结论也没有错，但它只属于效果研究。而效果研究“是无必然性的，所谓成败利钝的，总是不可逆睹的。由不可逆睹的效果，推不出可逆睹的效果，其所得的知识之无必然性与普遍性。”而对知识本质进行推论的方法，就是对事物的本性予以非目的、非效果的探讨，它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就是纯粹的学术知识。这种纯粹的学术知识，不仅求得真谛，而且获得真知。“譬如，对于格物之‘物’的本性，加以系统的研究，可成为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对于致知的知的本质加以研究，可成为知识论；研究心或意的本性，可成心理学；研究身的本性，可成生理学；研究国家天下的本性，可成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18]

领悟的方法是推论效果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实用的方法。这种实用方法如果不能得到一种逻辑的方法的引导和调节，而单一地引导和训练人们的思维与认知，最终会导致人养成一种实利主义的认知论和势利主义的生存论。成中英在论中西方法的差异时，列出了五个方面：一是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二是西方人追求外在的人文主义，即强调人与客观宇宙的不同；中国人追求内在的人文主义，即强调人际关系同时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三是西方人持机械自然主义，中国人持有机自然主义。四是西方人基于逻辑的思考而追求抽象的理性，凡事多论观念、方法、原则；中国人基于整体本体的思考，而追求“具体的理性”，凡事好多举例子，喜于就事论事。五是中西方都热衷于实用主义，但西方人所追求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即功利主义，张扬的是个体的价值；而“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中国人一方面强调社会意识，可是另一方面注重如何在集体社会中进行人格修养，来和社会意识相适应，不至于遭到批评”^[19]。追求的是与人、社会的“和合”。

这种追求“和合”的实用主义方法，究其实，却是一种实利主义认知论和势利主义生存论的方法论表达。因为这种“和合”的方法，表面上看是通过自我人格修养而与人和、与社会和，以达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但实质上是按照权力意志和利益的要求来进行自我人格修养，最终实现与权力和、与权力意志合、与权力者合，与权力和、与权力意志和、与权力者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最大的私利。正是这种整合了实利主义认知论和势利主义生存论于一体的“和合”方法，才形成了中国人只喜欢成中英先生所讲的“具体的理性”，即喜欢凡事就事论事的认知方法和生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