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世纪年代的艾略特研究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何辉斌

袁可嘉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现代主义研究者之一，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他很少触及这个领域，只发表了7篇论文。这些论文为：《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年5期），《“新批评派”述评》（《文学评论》1962年2期），《当代英美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三个流派》（《光明日报》1962年8月15日），《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后记》（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1963年3期），《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略谈美国“垮掉派”、“放射派”诗歌》（《文艺报》1963年10期），《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1964年6月）。关于艾略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新批评派”述评》、《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这3篇论文上。我们将围绕这三篇论文展开讨论。

袁可嘉自己对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很不满意，他没有将这些论文收入到后来出版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和《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他曾经自我批评道：“我已完全忘却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对待文艺现象的准则，忘却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染上了不分是非、一律骂倒的粗暴作风。这是我生平的一大失误，事实证明，这种恶劣做法，既无益学术，也不利政治，这要到70年代后期才得到改正”（袁可嘉2001：198）。他在总结四十多年的现代主义研究时指出，他的总体经历为“从现代派的吹鼓手到掘墓人，再助它复活”（袁可嘉2001：187）。可见他把这个时段的自我看作现代主义的掘墓人。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当时发表的论文，情况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点

那个年代的文学批评深受政治的影响。苏联的日丹诺夫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化，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这就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的特相和特点。当反映出资产阶级制度战胜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学，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伟大作品的那些时代，如今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论题材与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在普遍地堕落下去了”（日丹诺夫16）。他明确地把当代资本主义文学看作毫无价值，现代主义文学自然也在否定的范围之内。国内的文学研究和苏联的价值取向是比较一致的。毛泽东曾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于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706-707）。毛主席也没有把当代文学列为学习的对象，也不欢迎现代主义。这种政治环境决定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现代主义几乎成了禁区。从1949年至1978年的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只有60年代初的三四年出现了少数现代主义研究的论著。袁可嘉抓住了这个时机写了一些文章，其中艾略特是他的研究重点。

袁可嘉的艾略特研究的总体风格当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他在评价艾略特时说：“艾略特集团活动的时期，正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代’。一方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旭日东升，欣欣向荣，另一方面，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日趋腐朽，奄奄一息。艾略特及其集团的全部活动正是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日趋没落，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日趋深化的反映。正如日丹诺夫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衰颓和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衰颓与腐朽，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的特色和特点’”（袁可嘉1960：1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1）袁可嘉引用了日丹诺夫的权威评价，将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视为为准绳；（2）他所引用的第一句话出自刘少奇的讲话，将国内领导的发言当作研究的纲领；（3）他不敢轻易超越官方的评价标准，把艾略特的现代主义文学看作没落的、腐朽的、反动的文学。

虽然袁可嘉也不可能真正避开简单的政治批判，但他的有些批评也显示了一定的学术功力。他说：“他（艾略特）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竭力美化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大肆诋毁苏联是‘极权国家’，是‘野蛮社会’，是‘新式帝国主义’，而且在美帝一手制造的冷战年代，他在报上撰文公开叫嚣用原子弹进攻苏联”（袁可嘉1960：16）。他还指出，“他在《荒原》中就咒骂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是‘带了面罩的铁骑涌过的一眼无尽的平原’，带来了‘山川城镇的崩溃’”（袁可嘉1960：26）。袁可嘉的这些批评并非捕风捉影，原文都有详细的注释和出处，显示了他对艾略特的文本的熟悉。应该说，当时的艾略特也有着明显的冷战思维。袁可嘉凭借自己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良好基本功，指出了这些问题，不但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求，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对现代主义的间接肯定

作为现代主义的忠实信徒，袁可嘉虽然写了这些文章对艾略特进行批评，但打心底里他不可能完全否定现代主义文学。他的这种心理往往间接地体现出来。首先他的文章中有不少传神的翻译。从表面上看，他翻译作品是为了批评，但良好的翻译当然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让我们读一读他翻译的艾略特的《窗前晨景》：

地下室餐厅里早餐盘子咯咯响，

顺着人们走过的街道两旁，

我感觉到女佣们潮湿的灵魂

在大门口绝望地发芽。

一阵黄色的雾向我掷来

街后面人们的歪脸，

从穿着溅满污泥的裙子的过路人那里，

撕下来一个空洞的微笑，它在空中飘荡，

朝屋顶那条水平线消失了。

（袁可嘉1963：81-82）

翻得这么好的诗作是对艾略特的最好赞扬。他虽然说了很多否定的话，但这样的翻译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反驳。

有时袁可嘉能够很好地阐释原文的意思。例如说，他在翻译了以上的《窗前晨景》之后说道：“作者对现代城市成活的卑微委屑不胜轻蔑的思想是完全依靠‘早餐盘子咯咯响’、‘潮湿的灵魂……发芽’、‘歪脸’、‘空洞的微笑’、‘溅满污泥的裙子’等等字句来暗示的。他看不起城市里丧失宗教信仰的人们心灵空虚，但并未直接说，却借女佣开刀，说她们‘潮湿的灵魂……绝望地发芽’。这就叫作‘用知觉来感知思想’”（袁可嘉1963：82）。袁氏虽然还说了一些批判性的话，但这样的到位的解释就是对艾略特的最好的赞美。

袁可嘉的这几篇论文虽然总体上否定了现代主义，但有时他又隐隐约约地流露出赞同的意思。如他曾说：“不难看出，艾略特在指出生活经验（素材）与艺术作品（成果）中间横着一道转化过程的时候，本来不无道理，生活与艺术之间本来是不能画等号的（当然浪漫主义也并没有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处处只求暴露感情），但他把生活与艺术的界限绝对化了”（袁可嘉1962：66）。他还说：“这个方法的特点在于避免思想情绪的赤裸裸的暴露（‘非人格化’），而依赖诗歌语言的象征暗示，造成特定的情绪气氛。只要用得适当，这本是有效的手段。但一经片面强调，它就成为现代主义诗歌晦涩的根源”（袁可嘉1962：67）。像“本来不无道理”，“只要用得适当，这本是有效的手段”这样的看似不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可能真正代表着袁可嘉的心声，说明暗地里欣赏艾略特。有的话如果放在袁可嘉的前后语境中，暗含的意思就会比较明确。他在批评《荒原》时说：“这首被西方批评界捧为‘划时代里程碑’的作品就是这样一幅不堪入目的人欲横流的伦敦图！”（袁可嘉1963：74）他后来在《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也曾用了“里程碑”这个词语评价《荒原》，他说：“它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上、深度上以及艺术创新上都不愧是英美现代派诗的里程碑”（袁可嘉2003：140）。可见他的头一个“里程碑”在他心中也很有可能是肯定的，而不像文中所说的那样，是否定的。

三、有意义的批评

除去政治化的批评之外，袁可嘉也有不少有见地的学术批评。首先他指出了艾略特的诗歌晦涩难懂的特点及其原因。他说：“经过艾略特和庞德的改造，表现一瞬间印象的、单薄的平面的意象派诗歌变成了表现全面反动思想的、复杂立体的‘新古典主义’诗歌。他们大大扩展了本来是舶来品的象征派的暗示和联想，加进去了土产品玄学派的种种手法：‘卖弄机智’、‘自我嘲弄’、‘突然转变’、‘强烈对照’、‘思想知觉化’、‘旁征博引’，等等，使本来以明朗的意象自炫的诗歌越来越走向晦涩难解的迷宫”（袁可嘉1963：67-68）。他的这段话指出了意象派的创新，也揭示了这一流派的问题。他还触及了现代派文学的非理性的特点，他说：“如果说反理性主义是‘现代派’诗人的基本思想，那么，他们的创作方法也可以说是以反理性为其总的特点的，表现为极力鼓吹用所谓‘想象逻辑’代替‘观念逻辑’；片面强调象征、联想和暗示的作用，反对正面的叙述、描写和说明……使之成为谁也看不懂的痴人梦呓，这样也就葬送了诗歌，算是自杀了事……”（袁可嘉1963：78）他还说：“同样，‘现代派’所谓‘联想’，往往不是文字本身包含的、为大众公认的意义，而是个人的直感和幻觉。典型的‘现代派’诗作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本身可能有色有光，读者就是苦于串联不起来”（袁可嘉1963：82）。除了反理性之外，他还谈到过度使用典故的弊病：“在典型的‘现代派’诗歌里，这种变化是常常凭借引经据典来进行的，在突兀之外益发令人难解”（袁可嘉1963：82）。典故太多就会增加读者的负担，甚至使作品成为读不懂的天书。袁可嘉对艾略特等的象征手法也提出了疑问，他说：“后来某些‘现代派’诗人各自建立起一套私有的极为复杂的象征体系，把语汇和标点也变成了私有财产，别有用法，更非外人所能问津了”（袁可嘉1963：80）。这种个人化的象征当然容易造成阅读障碍。

袁可嘉批评了艾略特的精英主义思想。袁氏曾说：“他胡说什么一个社会依赖少数‘优秀’分子创造文化，依赖少数‘高门望族’传播文化，依赖少数‘优秀’阶级管理国事。他胡说什么‘贵族应该有其特殊和必要的功能’，‘上等阶级的消灭对社会不利’，大肆鼓吹阶级永存的反动理论。他坚决反对教育普及、反对人民获得文化，认为那样将促使文化水平‘下降’，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混乱局面’”（袁可嘉1960：17）。这一段话里单引号中的内容都有出处，引自艾略特的《关于文化定义的几点建议》。如果把感情色彩比较浓的否定性的词语去掉，换上比较中性的词语，这种批评当然是有价值的，艾略特的精英主义思想显然有着自身的局限性。

袁氏批评了艾略特的比较极端的基督教思想。他说：“艾略特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宗教。他荒谬地说：‘文化是宗教的体现’，‘没有宗教，文化就不能产生或发展’，因此在他所宣扬的‘积极的基督教社会’里，英国天主教会是‘国内最高权威’”（袁可嘉1960：17）。过于突出基督教的地位，就会导致危险的后果：“在艾略特的作品里，反犹太主义也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带着旅行指南的勃班克》和《荒原》中都有诬蔑犹太人的诗句，他所设计的‘新基督教社会’更公开声明是排斥犹太人和一切有色人种的（见《关于文化定义的若干意见》）”（袁可嘉1963：73）。艾略特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具有基督教传统的欧洲，认为基督教是欧洲的统一传统，“西欧文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保持并发扬这个传统，不使它受（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影响的玷污”（袁可嘉1960：17）。可见他还有着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艾略特的精英主义、基督教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有一定的联系，都建立在一种等级关系之上。袁可嘉对这些观点的批评很有见地。

批评了艾略特的形式主义。诗歌有“独立自足的生命”（袁可嘉1960：23）。他所谓的自足的生命，主要不是指诗歌的内容，而是指诗歌的语言形式。所以诗人“对语言才有直接的义务，首先是保存语言，其次是发展和改进语言”（袁可嘉1960：24）。作品所传达的是“诗本身；诗人的思想、经验有时得到传达，那是及其偶然的事”（袁可嘉1960：24）。艾略特甚至说：“其实，莎士比亚和但丁都没有什么真正自己的思想——那不是他们的事；他们时代所流行的思想的相对价值、即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用作表现感情的工具的素材，并不重要”（袁可嘉1960：21）。艾略特完全否定内容，只讲形式。袁可嘉以敏锐的眼光批评道：“毫无疑问，‘新批评派’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他们口口声声强调作品是有机的整体，不容割裂；但他们确认应以形式为主，以形式统一内容，甚至进一步主张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达到根本取消内容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形式是有机的，内容反而是无机的。这可以说是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了形式的垄断性，以至形成一种比形式第一主义还严重的形式唯一主义”（袁可嘉1962：73）。袁氏的批评很有道理。就是单纯从形式的角度看，现代主义也有很严重的问题：作品成为“形式全部解体、缺乏内在联系、以变化突兀、冷僻隐晦为特色的梦幻艺术。从讲究形式的形式主义蜕化到形式解体的无形式主义”（袁可嘉1960：26）。袁可嘉的这种看法也很有启发意义。

他对于艾略特的关于作家与作品（或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艾略特的文艺观必然导致作家是无机的媒介物的结论：“诗人不过是经验的‘综合器’而非有机的创造者；所谓‘转化’只是‘感性’的自发活动，并不需要思想的引导，因此他说诗人无需独立思想，只要捡拾现成的观念就行了”（袁可嘉1962：66）。接着他还说：“艾略特这样切断作家和作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连带也就切断了生活与艺术之间源与流的关系，因为生活与艺术的这种联系最终必须通过作家的思想感情才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样，艾略特‘非人格化’的结果势必否定文学的思想价值和认识意义”（袁可嘉1962：66）。可见艾略特的非人格化创造手法势必会导致作者的主体性的失去。

袁可嘉很好地分析了作家与传统（或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艾略特非常重视传统，但他的传统论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把个人和传统的关系简单化为主要是个人在思想上服从传统的关系，而把个人的独创性局限于语言的试验和形式技巧的发展方面；实际上也等于使他所一直坚持的‘有机’的文学变成了无机的，因为缺乏思想的文学只能是机械的文学；二是把文学传统独立起来，脱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文学与历史的深厚联系缩小为仅仅是新旧作品之间的次序”（袁可嘉1962：66）。袁氏的这种批评也独特。

袁可嘉还对关于“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这种观点“即是说，一套事物，一种形势，一串事件，它们是你想表现的那种特殊情绪的公式；这样，只要这类东西一出现……那种情绪也就引发了”（袁可嘉1962：66-67）。艾略特的关于客观对应物的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有着不良的后果：“现代派诗人竭力追求象征，要求诗歌产生音乐的效果；‘新批评家’大力挖掘文字的暗示和含混，使批评接近于猜谜游戏”（袁可嘉1962：67）。所谓的客观对应物也有本身的问题。

袁可嘉晚年曾用“走极端——沉默或棒杀”（袁可嘉2001：197）概括他自己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研究。作为一个现代主义的追随者和倡导者为什么会保持沉默呢？当然是出于无奈，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研究这个禁区。为什么会进行棒杀呢？也是迫不得已。在20世纪60年代初，虽然学术环境有所好转，人们做研究的自由度有所增加，但总体来说，官方仍然把现代主义当作反面的艺术形式来批评，他只能矛盾地面对这么一个事实：要么继续保持沉默，要么顺从官方的要求，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作为一个学者，他当然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己的话语权，所以选择了后者。从学术的角度看，那些迎合官方标准的论述不可能有很大的价值，但袁可嘉间接地把肯定的观点放进了论文之中，这些观点值得研究。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袁可嘉的有些批评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学术性的，仍然有较大的意义。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往往紧跟西方的形势，而很少有人挑战或者否定西方的观点，难以写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著作。从这个角度来说，袁氏的批判精神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参考文献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日丹诺夫.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葆荃，梁香，译.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

袁可嘉.“新批评派”述评.文学评论，1962（2）.

袁可嘉.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1963（3）.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袁可嘉.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6）.

袁可嘉.我与现代派.诗探索，2001（3-4）.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