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说一，赠人一份朴素的公平

胡适在他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给一切青年一条劝告，那就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的话，有三分证据，只可以说三分的话。”

生活遭遇波折时，我们通常的反应就是抱怨上天对待我们不公平，却很少有人停下来驻足反思：自己是否也曾不公正地对待过身边的人、走过的人甚至毫无干系的人。如果我们在向上天索求公平之前，也能真正做到公平地对待他人，也许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了。

古人常说，谨言慎行，做事要谨慎，说话也要思虑过后再出口。世上的事情，本就真假难辨，亲眼看到的尚不可信，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更不可多说、胡说。

胡适一生在学术、政治中周旋，处处小心，说话尤其谨慎，少了许多麻烦上身。但是以胡适之谨慎，依然也犯下过道听途说、妄下结论的错误。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载，1961年一个春天的周末，钱思亮夫妇晚饭后来胡适家聊天。胡适那天心情很好，讲了许多名人的趣事，他提到了翁文灏、李四光、陈寅恪等人，还谈到了冯友兰。

胡适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〇年（此时中美关系已经中断，应是胡适误记）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时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

在胡适的言辞间，冯友兰人颇吝啬，俨然一个小气的商贩，事实果真如此吗？宗璞为怀念父亲冯友兰先生而于1992年撰写《三松堂岁暮二三事》一文，其中提到了冰箱的下落：

“回想起来，父亲和母亲一生自奉甚俭，对公益之事总是很热心的。1948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电冰箱，当时是清华园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即捐出。近年又向家乡唐河县图书馆和祁仪镇中学各捐赠一万元。款项虽小，也算是为文教事业做出的小小的呐喊吧。”

以冯友兰学人身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必然想不到去做买卖，买冰箱自然是为了生活方便。而且，这冰箱最后他也没有留用，而是捐献给了清华大学校医院。所谓人言可畏，传到胡适的耳中，冰箱成了赚大钱的工具，而且一台变成了三台。一个勤俭、热心为公的老人，被传言扭曲成了吝啬利己的小人。而胡适，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成了谣言的传播者，若他得见宗璞的文章，不知该作何感想？

一个“口”字，四面有墙，封堵得严严实实，方能放的正、摆的牢。说话口风要紧，不该说的不多说一句。唯有如此，才能活得稳妥踏实，不为自己招惹是非，也不为别人招惹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