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官与谤官

傍，靠近也；谤，诽谤也。傍官是为了接近官，得到官的赏识或获得一官半职，而谤官就是骂官了。

傍官和谤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特点也是两大毛病：都想当官甚至做幕僚，但当不上官就骂官！这似乎也正符合人的通病：人人想吃葡萄，吃不到葡萄就说它酸。由此说来，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人性之弱点的放大。

知识分子的傍官与谤官也是有其传统的。中国文化之心学发达正是“学而优则仕”的结果，又是知识分子傍官的文化基础。中国文化之核心是仕文化。从有记载的文化来看，从诗开始，有知识的人即谤官和傍官，曰风曰雅曰颂，及至《周礼》，可见仕文化之大观。它把一切行为用礼教形式规范化，也包括君臣和士的价值观。而孔老夫子一生周游，也是为了普及周礼，自己想谋一官半职，也教人以人生观、价值观，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礼制亦等级制，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仕文化渗入政治，“四书五经”成为考官必修，甚至以为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统治阶级发明了“九品中正”之法，推行科举取士之术，让知识分子一生为之奋斗，唐太宗看着孜孜于科举的莘莘学子，竟也不无洋洋得意，以为此举令天下英才尽“入吾毂中”。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就是这样形成并固化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傍官的习性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在这过程中，还不断排斥知识分子可能有的其它追求，比如利。尽管有人也发现“书中自有黄金屋”，但知识分子的正统派始终是耻言利，斥言利的，比如孔子一生取义，也批评弟子“焉用稼”，这思想反映在社会价值观上，也是遗害不浅。但人是离不开饮食的，为此至多提倡“耕读之家”，而反对“舍本逐末”。这“本”是农业，这“末”是商业，要么读书做官，要么读书种田，读书是万不能与商结合的。读书而言利，就难免心浮气躁，不仅书读不好，而且培养了读书人的逐利之心，即使做了官，也可能会成为一个贪官，所以，就把读书的目标直接定位在做官。做官以后可以获利，叫高官厚禄，这是一个从做人到做官再到获利的过程，利仅仅是官的附加值。所以，学而优则仕了，就名利双收，反之，就一生清贫下去，固守耻言利的价值观。

读书是为了做官，所以，中国之心学发达，治人之术成熟，而认识和改造自然乏术。这正是中国文化弊端之要害：知识分子耻言利，所以也少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焉有科技发达之结果呢？现代先进多了，科学家有新贡献必有重奖，但最高奖赏仍然是给一官半职，最差也要到一个议事机构任职。可见官还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政治家也是深知士之爱好的。

如此说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落后，其直接原因便是知识分子傍官的结果。有知识而不致力于改造自然，却傍官，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终生致力于当官。都去谋人谋官了，没人致力于科研，所以科学技术必然落后。这都是题外话了，就此打住。

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走下了清高的圣坛：士而不言利，但仕而获利。中国俗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当官是有利可图的，不仅高官而厚禄，而且可荣华富贵，一荣俱荣的。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家有美女就希望入宫，“一朝选在君王侧”，家有状元便自然渴望做驸马，当宰相了。可见，商人是通过商品交换获利的，知识分子是通过做官获利的，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和当初做士的志向相反，知识分子一旦做官，就逐渐地也融入其中，甚至同流合污，腐化堕落。这就是一条由士到仕再到腐化的路。不言利的价值观就由那些一生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信守着。

由此，我们也可见知识分子傍官的根源，无非统治者的培养导向和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统治阶级要巩固统治地位，必须培养选拔所谓德才兼备的人才，这就为知识分子傍官奠定了政治基础；知识分子也把做官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舞台，这就是知识分子傍官的思想基础。所以，由乡试到会考，由秀才到进士，知识分子走的是读书做官的路，即是放弃考试了，也要“西北望长安”，一生等待，“白首尚待侍君恩”。

但是，人所共知，知识分子是无限的，官位是有限的。所以，一生读书而能做官尤其是能做到高官的知识分子是少而又少的。那些读书而未做到官的人呢？出路便是两条：一条是出世，比如隐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条是入世，比如做老师，教出更多的傍官者和谤官者。不管是隐士还是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业余写作，抒怀才不遇之情，发政治黑暗之愤。

这两条路当然都不是甘愿走的，不得已而为之，叫有志不能伸，材大不为用，因而心情便有些郁闷，于是便有些气不顺，便谤官。

这谤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傍官是天光地明的感觉，所以唱赞歌；谤官是前途灰暗的感觉，所以便泄其愤而息其怒。

中国知识分子的谤官，形式是多样的，曰谏曰讽曰喻曰讥曰刺，甚者曰蔑视权贵。从《诗》开始就如此，风曰讽也，谤君之缺德也。后来的历史中，竟也形成了所谓的讽喻诗。讥刺也是所谓的发泄不满，有诗有文。后来还有所谓的腹诽之法。

看看谤官的原因，全在当不上官，在求官的道路上吃了苦头，也没实现做官的理想而已。

“怎么谤”或曰“谤什么”？以为官者僚也，其不学无术；在位门庭若市，垮台后门庭冷落，是从职业前途方面贬损为官，以平衡其失落的心理；抨其鱼肉人民，作威作福，感情用事，不尊重科学规律，从职业性质方面贬损之，以宣示自己所选择职业的高尚；暴其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从职业安全方面贬损之，以显示自己所事的单纯；暴其请客送礼，唯唯诺诺，从职业的尊严方面贬损之，以扬自己的圣洁；抨其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职业自由方面贬损之，以彰显自己的不羁……总之，把官说得一无是处，对学生对孩子也灌输当官的人不学无术，诡计多端，不劳而获，鱼肉人民，从小让他们对官没有好印象。

这诽谤加贬损之法，也多少平衡了学而优则民者的心理，但也从另一方面给后生种下了“官本位”思想的种子，让他们对官有了更加复杂的心态，且畏且敬，且远且近之，终于还是且傍且谤之。

为什么会且敬且畏呢？因为以官为本。不要说读书为做官的思想，就是官与其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见到官的前呼后拥，门庭若市，行止车马，也足以培养起敬畏之情的。更何况，人之追求事业，无不与官的态度有关，甚至成败得失仅系于一官。学术要官认可，职称要官评审，待遇要官晋升，甚至想做一回先进，做一次学术访问，都需要官的首肯。总之，尽管说知识分子耻言利，但知识分子成就大业的理想必是要经济作保障的，比如搞科研必需科研费，所以也免不了利益追求的，既有求于人，便难免敬畏的，至少有见官三分怕的心理。

什么时候诽谤之呢？不惑以后或有所成就的时候，也就是对做官彻底失望之后。一个人在20岁到30岁前后，一般是希望最多的时候，也是人生和社会阅历最浅、经验最少的时候。既有希望，又无所成，那么敬畏官是必然的。之后，渐渐阅历丰富了，经验老到了，慢慢无望于官，也慢慢在事业上立住脚跟，甚至于成为骨干、专家了。这时，官方决策时或聘请其当专家顾问，或征求意见，选作评委，如此则多了一些自信，感觉做专家比做官也有优长，比如既可以发表见解，又不受约束，还可以得到酬劳，于是自觉地或被迫地从“官本位”中彻底解放出来了，回想年轻时的敬官畏官甚至追求做官并为此痛苦，实是有些可悲可怜了，甚或有为谋一官半职互相诋毁、诉讼于官府的行为，更觉其无聊且幼稚，及至退休，反观之而颇觉可笑甚至后悔：早知白费力，何必要费力！这真是无官一身轻，无欲一身刚。

至于一生未官的知识分子，其绝望于官，故彻底谤之，既维护一点最后的自尊，也表示一下幡然醒悟，以使自己心理平衡地走向末路。尤其是眼见得今日也告退的昔日官员，忽地门庭冷落，更是感慨自己当初的身处官场之外，不论是被迫还是自愿，甚是值得庆幸了。这一生的寂寞倒是正常的，这一直前呼后拥而临终前的冷落，着实是一个巨大的反差，不要说从官场走下来的人自己接受不了，就是作为其一生布衣的同学、朋友，也深为其孤独甚至生出怜悯来。

这职业、身份、地位不仅培养出了据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的感觉，让他们习惯于特定的身份和地位，而且也让旁观的知识分子把职业和身份视作其人本身的组成部分。一旦失去了地位和身份，曾经的官人自己的反差且不说，旁观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是备受刺激的，在作为谤官的说资而外，也着实庆幸自己一生的平淡，庆幸自己的真实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