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节葬劳唇舌

墨子节约观很出名。司马迁评价墨子的基本思想之一是“为节用”，即提倡节制消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谈称墨子“强本节用”（加强农业生产，节制消费），是“人给家足之道”，是“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父子把墨子的生产和节约思想，视为使人们丰衣足食，家用充裕的途经，把这看作是墨子的长处，是其他各学派都无法否定的真理。荀子说：“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荀子·富国》）即如果真的实行墨子的思想，则天下的人都会崇尚节俭。

墨子作过“节用”和“节葬”的学术游说。节用指节约开支，节制消费。节葬是丧仪从简，反对浪费。墨子有经济学家的眼光，他说，社会财富差不多有一半被浪费，如果“去其无用之费”，免除一切浪费，则社会财富等于增加一倍。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节用储蓄，以备凶灾。墨子认为，社会财富不能都被消费，应该有必要的储备，以应付经常发生的战乱和灾荒。他说：“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国罹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故备者国之重也。”备即储备，储存粮食和兵器以备战争和荒年。

在提倡节用的同时，墨子明确表示反对奢侈浪费。在“节用”、“节葬”的游说中，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高层统治者，这是墨子思想人民性和战斗性的表现。他认为，当时统治者在衣服、饮食、宫室、舟车、丧葬诸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对这些现象一一加以剖析，严厉斥责。

穿衣，本来是为“适身体，和肌肤”，而当时的统治者穿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所以一味追求豪华。这是“殚财劳力”，而“毕归之于无用”。他们为了置办“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他们这样做，等于剥夺老百姓的“衣食之财”。另一方面，他们穿衣服这样奢侈浪费，自然会骄纵难谏。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当时国君拼命搜刮老百姓，为自己置办“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吃一餐饭，要摆上几十上百的大盘小碗，布满一丈见方的桌面。“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国君的饮食如此奢侈，其左右的人都竞相仿效，这不知要迫使多少老百姓饥饿无食。

住房，本来是为避潮湿，御风寒，“足以别男女之礼”。而当时的君主，却征发老百姓为他们营造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极尽豪华。上行下效，势必导致国家混乱。

交通工具，本来只要能“全固轻利”，足以“任重致远”。但当时君主却拼命搜刮百姓，“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征发男子修刻镂，则不能耕稼；征发女子修文采，则不能纺织。左右大臣仿效，于是百姓“饥寒并至”，国家大乱。

因当时统治者丧葬特别讲排场，所以墨子曾专就这个题目作系统讲演。他说：“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丘垅必巨”。“诸侯死者，虚府库，金玉珠玑比乎身”，“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幄幕，鼎鼓几筵壶鉴，戈剑羽旄齿革，挟而埋之”，“送死若徙”。把他们死前奢侈生活之所需，全部埋入地下，埋葬就像大搬家。

近年出土文物证实，墨子对统治者厚葬靡财的揭露，是符合事实。1978年，在湖北随县城关西北五里擂鼓墩，发现战国初曾国君主曾侯乙大墓。出土文物达七千多件，其中青铜器二百五十多件，编钟六十四件。编钟悬挂在三层钟架上。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形。西边架长七点四八米、高二点六五米，南边的架长三点三五米、高二点七三米，木质架梁，在黑漆地上满绘红、黄色图案，两端套着浮雕或透雕的龙鸟和花瓣形象的青铜套，起装饰和加固作用。中下层架梁的两端和曲尺形的交接处，分别由三个佩剑铜人用头和双手承顶，下层铜人立于高三十五厘米、直径八十厘米的雕龙圆铜座上。钟架结构精美牢固，承重五千多斤，历两千多年而不倒。出土文物中还有大量青铜兵器，如戈、矛、戟、箭、弓、盾、甲等，共四千五百多件，车马器一千多件，足够武装一支大部队用。

曾国是小国，建都西阳（今河南光山县西南），占有今湖北随县到安陆一带。小国国君死，丧葬尚且如此靡费，大国国君和其他统治者的侈靡情况，可想而知。

“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辞过》）“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七患》）墨子直言不讳地指责统治者，警告他们说：“俭节则昌，淫逸则亡。”（《辞过》）这与儒家“为尊者讳”的护短态度，恰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