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康公兴万人乐舞

“非乐”即反对大办乐舞。这是墨子学说中的基本观点。他以雄辩的口才，就这个问题作长篇系统演讲。他在演讲中分析一个典型事例：

齐康公兴乐《万》（因需万人演奏歌舞故名）。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常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见《非乐上》）

齐国康公于公元前404至前379年在位，是墨子同时代人。齐国为墨子家乡鲁国北方的邻国，是一个富庶大国，有作乐传统。《战国策·齐策一》说：“临淄（齐国都）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墨子“非乐”的矛头，针对恣意淫乐的统治者。据史书记载，大兴万人乐舞的齐康公，是“淫于酒、妇人，不听政”的昏庸国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当时统治者作乐规模庞大，超出今人想象。齐康公创作乐舞《万》，需由万名演员来表演。其场面的宏伟壮观，可与现代大型体育比赛的开幕式相媲美。

“非乐”是墨子“强本节用”思想的必然引申，也是其为民兴利除害思想的一个侧面。从生产观点说，墨子认为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应尽可能多，而脱离生产、单纯消费的人应尽可能少。《七患》说：“为者疾，食者寡，则岁无凶。为者缓，食者众，则岁无丰。”墨子就齐康公兴乐进一步说：

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明之转变。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

像齐康公这样的王公大人，在高台厚榭之上观赏大型乐舞场面，如果没有众多的演员演奏那些分门别类、排列有序的乐器，乐器不能自动发声，无快乐美感可言。不撞击，那一排排的编钟不过像是一些底朝上、口朝下的大锅而已，何乐可言？这些演员决不能是老年人和动作表情迟钝的人。他们耳不聪、目不明，身体不健壮灵巧，声音不协调，眼珠子转得不灵活，眉目不能传情，所以一定要挑选年轻貌美的人。叫男青年干，会误务农的时机；叫女青年干，会误纺纱织布。成千上万的演员，从生产中游离出来，这不是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吗？“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老百姓饥寒交迫，只能靠种地织布等生产劳动来解决，用众多演员来“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手执盾牌、长矛、斧钺，跳武士舞，演奏宫廷乐舞靡靡之音，不能创造“衣食之财”。至于休息的问题，只要统治者不给老百姓额外增加负担，也能得以缓解。统治者征发“徒役”，以治“宫室观乐”，民不堪劳苦，休息的问题哪里还谈得上？

墨子把宣传“非乐”，作为他仁义事业的组成部分。“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反对像齐康公这样大肆兴乐害民，是墨子对当时统治者奢侈生活的斥责，反映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动者心愿。

墨子反对统治者兴乐害民的同时，走到另一个极端，企图禁止一切音乐。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非乐上》）这犹如在泼洗澡水时，把小孩子也泼出去。

墨子主张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自然以身作则不涉足音乐。《庄子·天下》说墨子“生不歌”。遍读墨子书，没有发现墨子欣赏音乐的事例。他只是在理论上承认，人的耳朵听到“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也“知其乐”。后学说：“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对音乐的向往，顶多是脑子里想一想（“欲”），决不能变为“求乐”的行动。墨子后学在许多方面冲破墨子的局限，思想大有发展，但在音乐领域里，终未走出墨子“非乐”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