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进入及其经济活动

移民进入万载有两个高潮阶段，第一次是在明末，第二次是在康熙中期。清代的材料显示，移民最早进入万载的时间是明代万历、天启年间，他们被官方和土著称为“棚民”、“流民”与“客民”等。万载县“向无棚民，自万历间闽广流民来万侨居，耕种为业，迨天启、崇祯时，乃有久居万者。”在万载北部与南昌府宁州铜鼓营交界的天井埚，“环埚数十里皆山，天启末年福建栽杉种蓝客萃焉”，逐渐成为“棚民”最大的集聚地。由于他们卷入“三藩之乱”，康熙十七年（1678）遭到官方和土著较为彻底的驱逐。但是，乱后“田荒丁减，视昔尤甚”，于是“赋多逋而民益困”，乃至土著“以祖宗田地出承与人而不受价”。移民再次大规模的流入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以后，始招徕闽粤之人，渐次垦辟”。雍正后期官员报告江西“棚民”的情况时也称：“查其来由，悉系闽广及外郡无业之人始于明季兵燹之后，田地荒芜，招徕垦种，以致引类呼朋，不一而足，竟有已成家业数代者，亦有甫经新到未久者。”政府的招徕和优惠政策掀起了闽粤流民进入万载的又一个高潮。这个高潮至少延续到清雍正时期，直到清中期还有少量的移民进入。

万载县志将本地方的动乱归咎于外来移民，指出了移民的原籍，称“自福建客民及乐安、上高人聚党清水堂、阳溪洞等处，乱由此起。”可见在明末，万载中西部福建移民与本省移民杂处。至于在万载西南、西北部与萍乡、宜春、浏阳等县毗邻山区，则是闽省流民大量聚集，占绝对优势。袁州“接壤于南，为吴楚咽喉重地，百年以前居民因土旷人稀，招入闽省诸不逞之徒，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余万。”又有描述说：“封豕长蛇无虑数十万，往来如织纷如雨。”这些福建流民“初寥寥散处，冬归春集，迄崇祯实繁有徒，群萃蓬处，形连势贯，接薮他治，依倚为奸”。移民规模如此浩大，较之同期赣南山区的流民活动，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时候，闽粤及赣中平原的民人也在填充江西的山区。

由于闽籍移民在明末清初卷入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尤其是他们参与了“三藩之乱”，乱后大量的福建移民被驱逐。康熙中期政府招徕移民垦辟，此时进入万载的移民以粤东和赣南人为主。

民国《万载县志·氏族》详细记载了各地移民的具体籍别。参见下表。

表2.1 江西万载县移民氏族的原籍

资料来源：民国《万载县志》卷三《氏族·宗姓表》。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23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三省移民中，广东、福建和赣南移民氏族分别占氏族总数的60.6%、20.2%和19.2%。所以，从县属籍别来看，万载县的移民主要来自以粤东嘉应州为中心的“客家”聚居区，并包括福建汀州和赣南东南部“客家”区。从“客家人”在万载的分布来看，闽汀“客家”自然村的90%左右散落于县境西北部的山区中，西南丘陵地带主要是广东移民的天下。由此可见，在重新招徕移民的过程中，明末清初活跃异常的福建移民被压迫在西北部一隅。

康熙五十四年（1715），苏州进士施昭庭出任万载知县，这名七品地方官在任期间对万载移民（“棚民”）的发展甚至后来全国“棚民”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清史列传》说：“万载地险僻，山岭绵亘，有客民自闽粤来，居之累数十年，积三万余人，曰棚民。”这是关于康熙末年万载移民人口的最详实的记载。那么，同时期的万载土著人口有多少呢？同治《袁州府志·户口》的记载是，康熙五十年（1711）“见在男妇”共52007口，其中“男丁”9697丁，“食盐课”42310口。这一系列数据与“国朝原额”及顺治十三年（1656）数字基本相同。由此看来，这52007口并不是万载全县的人口数，而只是一个纳税单位。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同书记载万载县的土客户25796，口187333，内土著户25126，口185453，客籍户670，口1880。显然，这时的“客籍”仅仅指新近入籍的移民。曹树基教授假设从康熙末年至乾隆末年的73年间万载移民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那么在乾隆末年的移民人口有5万。加上未入籍的客籍人口，合计应为5.2万。他们占同期全县总人口的27.8%。

依据民国《万载县志·氏族志》的记载对各类原籍的氏族人口进行统计，闽、粤及赣南籍“客家”人口已达12.4万人，同时期全县人口总数为23.2万，“客家”人口占总数的53%。但是，这一分析结果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氏族志》中，土著氏族人口总计为127015人，然而在178个土著氏族中，有80族无人口记载，所得数据仅仅为98个土著氏族的人口。缺载的土著氏族中有不少是古老的大族，如两个李姓氏族，分别建立于唐和五代，宋代以来无人口记载的氏族还有许多。按比例计算，缺载的80个土著氏族的人口约在10万左右。这样，土著人口总数可能达到23万，万载全县人口总数约在35-36万。又，县志编者注“今日之户口视民初十减二三”，可知民初人口达三、四十万。如此，移民人口则占全县人口总数的35%左右。

依据以上分析，至康熙末年，万载县的移民为三万余人，到乾隆末年约为五万人，他们约占同期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直至民国时期还大致维持这一稳定的比例。弄清楚万载移民的大致数量及其在全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重要，因为在土客的对抗中，人口是重要的资源，直接关系到双方冲突的激烈程度与力量对比。万载县的土、客矛盾之所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移民人口规模较大，具有较强的力量，能够与土著抗衡。

大乱之后的万载“土旷人稀，多募客佃”。雍正年间万载新修的方志描述本地的风俗：

常见有市民田连阡陌，募客民佃耕，岁收籽粒以资赡养，足经季不履田亩。甚有纨绔之子，不知田在何处者。欲其常处丰饶得乎？所以时至征输办粮，糊口不足、贫乏无聊者，则比比皆是也。

编修者告诫说：“力勤则瘠变为饶，游惰则饶变为瘠”。施闰章考察地方风土人情后所作的《麻棚谣》也说：“土人拱手客种禾，杀牛沽酒醉且歌，满眼芜田奈尔何”。从这些材料可知，战乱之后万载人少地多，土著地主无须辛勤耕作，比较懒惰，只知放佃收租，不问田事。稍有不当，田地就会落入他人之手。对于移民而言，他们能够以较低的租金租种土著的大片田地，或能够较易地获得土地。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他们就能迅速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所获也就有可能超过土著地主。事实上，移民通过精心经营而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者，在万载也并不鲜见。如后来发展成为移民大族的深塘钟氏，其始迁祖钟泰清，“其迁万载则三十有九矣，始居黄茅，俯仰终苦莫给，若曰：犹吾长宁之景象也”。可见钟氏此时的处境非常困难，生活依然没有着落，恋家情绪较重。于是四年后迁来深塘，“公初耕郭田，家人犹极苦……田庄终公之世已称日新”。表明钟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拥有一定的田产，为家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个例子其实是移民地主产生的一般情况，也是一个阶级分化的过程。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日益成为稀缺的资源，土客之间的冲突也就随之而起。土地之争成为以后土客冲突的经济原因。而且，这些移民来自比万载更靠南边的赣州、闽广地区，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产习俗与赣西山区极为相似。他们从家乡带来优良的水稻品种，如俗称“赣州早”的“百日占”以及晚稻“稏禾谷”。这个晚稻品种在嘉庆初年才自闽广传入，通常在早禾收割后种植，其特性是耐旱，因此传入后推广较快。另外，番薯也是由福建移民传入赣西北山区的，在万载县，番薯“乾隆初来自闽广，土人种之以代饭”，或将它切细晒干磨粉作杂食，谓之“薯粮”。

移民除了租种田地进行经营外，主要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从事适合山区的生产活动。这一带的移民之所以冠以“棚民”之名，就是因为这些移民主要最初在山区搭棚居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移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包括苎麻、蓝靛、甘蔗等品种。乾隆《袁州府志·风俗》载：“郡昔多旷土，嗣生齿渐繁，垦田日广，要止耕平地，自闽广人至，男妇并耕，高冈峭壁，视土所宜，漆麻薑芋之利，日益滋饶，土人效其力作，颇多树艺。”这些来自闽广的移民擅长在山区耕作不同类型的经济作物，日渐丰饶，致使土著亦效仿。

顺治末年，施闰章关于万载等地“棚民”的诗句吟道：“山陬郁郁多白苎，问谁种者闽与楚……剥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又云，“闽海多流人，江甸多芜田……保聚使荷耒，缉茅依山原，种蔗复种苎，地利余金钱”。可见苎麻是万载“棚民”主要的商品性作物，移民用它来换取粮食。以苎麻为主要原料的苎布（夏布），是万载三大特产之一，也是万载地方向户部缴纳的大宗款项之一。明末清初，中央政府在万载征收的“正脚”款额共银15550两，其中苎布折银3265两，所占比例很大。随着康熙十七年（1678）闽籍移民的被逐，万历末年兴起的苎麻业也很快随之衰落。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修的《万载县志》中，“物产志”的“苎麻”条下，竟注“今无”两字，可见在福建移民被逐之后，苎麻业衰败何其迅速。邻县宜春的情况也是如此：“迄今种麻之棚，荆棘成林，种麻之丁，一足乌有，流民断不可复招，山民又不谙于耕山，此麻棚已废，万难复兴者也。”随着种麻“棚民”的被逐，旧有的“麻棚”只有任其荒废，因为土著根本不懂山间耕作及种麻的技术，他们没有能力接手这些麻棚。同治《袁州府志》记到“苎布”的情况时指出，“土人能纫不能织，机匠皆男工，来自他郡”。这说明移民在某些行业确实拥有先进的技术，能够居于垄断地位。蓝靛业亦如此，“在昔闽人、乐安人相率开山，插蓝种苎，致起甲寅之乱，平定后各鸟兽散，土著之民拙且惰，宁置不毛”。尽管康熙中期以后移民再次进入该地区，万载、宜春等县的苎麻种植至清中期有所恢复，仍为江西省的重点麻区之一，但数十万流民大军从事麻、靛的商品生产的局面不复再现。这些经济作物的生产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

经济林的栽培主要以油茶与漆树为主。赣西北各县油茶种植历史较长，正德《袁州府志·土产》即记“茶子树，冬花，子可作油”。在万载，茶油“出二、三、四区，商贩皆聚槠树潭”。油茶林的分布地带与移民的分布区域基本一致，槠树潭是万载最大的商业市镇，同时也是移民的大型集聚地。

赣西北及湘东数县的造纸业都很发达。万载县的土纸生产，以西部山区为中心，是移民赖以为生的主要项目。清前期万载进士李荣陛的描述是“棚栅联络百十里，侨民资竹纸为生”，移民向土著租种山场，“岁赋主息十之一”，租额很低。万载的纸业在赣西北占有重要的地位，《袁州府志》记载“表芯纸”时指出，“万载所出，视他土为良”，“通行南北，商贾皆骤”。又有记载说大桥、卢家洲为表芯纸集散地，商贩皆聚于此。直到今天，表芯纸依然为万载的三大特产之一，另外两大特产——花爆（爆竹）和夏布也是以纸业及前面的麻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万载有关土特产的资料说明，闽广移民种植的作物已经多元化，他们从原籍引入新的粮食品种，使他们有能力利用山区和旱地种植粮食。此外，这些材料还表明，在乾嘉时期，仍然有移民继续进入万载等赣西北山区丘陵地区。移民经济大都与山间高产杂粮的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密切相关。移民的开发无疑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同时，移民还带动土著种植苎麻、靛青、茶叶、油茶等经济作物，并进行加工，而原本“不谙于耕山”的土著在移民的帮助下亦受益匪浅。所以，移民的经济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万载经济的发展。对此，民国年间县人也作出了客观评价：“万载之富，基于土产”。

为对移民的基本状况有更全面的了解，根据移民的部分族谱制成下表。

表2.2 明末清初万载移民迁徙状况示例

从表中各族对始迁祖的记录可见当时移民的一些基本情况。康熙中期以后粤闽移民迁入较多，这与当时优惠的政策有密切关系，而且当时的人们能较准确、迅速的获取这一信息，因而移民的规模也就不仅仅限于民间招佃时的规模。《万载县土著志》也指出闽粤籍棚民众多的原因是“其为康熙时已奉文招徕”。这是一个极具诱惑的拉力。在此情况下人们为了寻求更为优越的生产与生活环境而进行迁徙。因而，这种迁移更具有经济特色而更少政治特色，或者说，他们是经济移民而非政治移民。另一方面，移民迁出的推力则是大多由于原居住地方生存空间并不尽人意，或是天灾，如蓝氏；或是人祸，如钟氏。迁徙的方式一般是个人或小家庭的流动，先是家中男丁至万载了解情况，然后再偕来妻儿和兄弟以至族人，如陈、张等族；还有的一开始就全族、全家一起迁来，如邱、邓、谢、蓝等族。他们有的聚族而居，有的则与他乡移民、本地居民杂居。这些迁入万载的外地移民刚开始的创业阶段自然非常艰辛。他们开垦荒地或租种土著地主的田地，也有一些做点小买卖。置有产业之后在万载立籍。在最初几十年或几代内，移民与原籍关系比较密切，除了心理、感情、文化上的因素外，亲属和财产关系最为重要，如谢氏，而这种联系要到移民建立自己的宗族之后才会慢慢减弱。同时，移民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也开始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尤其对于一些移民大族而言，如义门陈氏。

另外，由明后期至清代，万载移民来源地的重心有所转移（由闽转为闽广、赣南），移民的经济活动、耕作品种也趋于多元化（由专一种麻转为诸多适合山区耕种的品种）。而所谓的“闽广”是狭义上的闽广，当指闽广交界地区。实际上，移民就来自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毗邻地区，这一点从民国《万载县志》“氏族”来源的统计中也清晰可见。

研究显示，从明后期至清初闽粤赣边区是全国民变暴乱最频繁的地区，闽西尤甚。这个区域的地形以山区丘陵为主，山区农业及手工业在明代就已相当发达。同时，其地理状况及经济发展使区内的土地占有越来越集中，租佃关系更尖锐，导致区内频繁密集的暴乱。土地问题及暴乱因素迫使该区的人口大量外流。而且，清初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海禁政策，造成经济萧条，由此加剧了人口外流。尚待开发的赣西山区自然成为移民的一个目的地。闽西地区土地问题和社会矛盾特别严重，因而闽省移民成为闽粤赣边区中最早到达赣西北的移民。这些移民本来在原居地就很擅长山区耕作，凭借自身的优势和有力的自然环境，所以他们能够在明后期至清代一直领导赣西北的山区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