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兴盛

万载县处于赣西北山区，其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据方志记载，明代中期全县的市镇只有五处，即奇圃市、高城市、周家市、蓝田市和获富市，俱在怀旧乡，而且都距离县治较近。其对外的联系较少，交通不便，表现之一是邮传组织的简陋粗疏，仅有县前总铺、郭林铺、大乐冈铺及大乐冈二铺四处，分别通往府城宜春和瑞州府上高。明代嘉靖年间兴起了潭埠市、株树潭市、礼山市、白良桥市和牟村市等五个市镇，“诸市上通湖湘，下达省会，商旅往来辏集”。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之后，康熙年间各处居民鲜少，加上山路窄狭，“商旅亦非昔比，惟潭埠、株树潭二处通舟，贩谷买客多泊于此”。直到雍正后期，万载还是一片经济萧条的景象，乾隆初期得到复苏，全县市镇达11个。

历经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万载在嘉道年间迎来了经济、人文的繁荣发展。道光十二年（1832）的县志称：“万邑在群山之中，田不过十之二三。近年多所树蓄，财贷以通；四民俭朴习勤，皆有以谋其生。族姓崇建祠堂，尊祖敬宗以睦其族，上下之分，男女之别，礼义存焉。相与讲学术，育贤才，人文其日盛矣！”全县市镇激增到31处，分布比较均匀，而且“街市喧填，货物凑集”，商人“拥资走数千里外江浙川广，往返尤多”，“其土产之利则以夏布、茶油、表芯纸为最重”。万载县各乡（区）市镇分布如下：

怀旧乡（二区）：郭村市、周家市、高城市、礼山市、蓝田市、奇圃市、丁田桥市；万载乡（三区）：潭埠市、株树潭市、获富市、周陂桥市（黄茅市）、景衢市、枣木桥市；进城乡（四区）：白水市、白杨店市、牟村市、仙源市、上下花桥市、株木桥市、清水塘市、槽头市；欧桂西乡（五区）：里裕市、白良桥市、茭湖市；欧桂东乡（六区）：漳源市、卢家洲市、莲亭市、南园市、高村市、船埠潭市、西坑市。各市镇的具体方位如表4.2及图4.1所示。

表4.2 清中期万载市镇分布

资料来源：道光《万载县志》卷四，《城池·市镇》。

图4.1 清中期万载市镇分布

道光以后至民国的一百多年里，全县市镇只在西部万载乡增加三个，即枣木桥市，西80里；南岸市，西95里；乔厦市，西95里；芳木山市，西75里。这些市镇的兴起主要是晚清以来万载与宜春、萍乡、浏阳等县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的结果。

人口的多寡历来是中国传统社会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参照系。有关万载县的人口，据县志记载，至清代中期乾隆六十年（1795）土客户25796，口187333；嘉庆二十五年（1820）户30886，口193910；道光三年（1823）户30922，口195379。而此前顺治十三年（1656）仅载户9665，口51974，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起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各届编审，共滋生人丁3855丁，妇女998口。虽然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万载县的实际人口数，而只是该县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人丁数，但它无疑反映了人口高速增长的趋势。清中期万载的人口基数奠定了此后以至今天的人口格局。根据下列民国时期的保甲户口统计表，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一点。

表4.3 民国时期万载县保甲户口统计

资料来源：民国《万载县志》卷四之二，《食货·户口》。

说明：民国时期合清代的一、二区为第一区。又，编者注“今日之户口视民初十减二三”，可知民初人口当达三四十万。据1988年版《万载县志》第66页，1916年户77686，人口510276，原因尚不清楚，此处存疑。1953年全县人口普查的结果，户64403，人口218408。

根据曹树基的研究，包括万载在内的赣西北地区清前中期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土客之间争夺资源，因为在劳动力缺乏的时期人口也是一种有力的资源。空旷的丘陵山地为移民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迁入之初移民人口的高速繁衍在此条件下发生。在移民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土客之间关于资源的争夺也已展开。土著在移民的示范下，也采取了人口高增长的生殖模式。对移民大族蓝氏、钟氏和县城土著大族辛氏的抽样表明了这一点。蓝氏18世族人蓝渭滨（1670-1751）于康熙三十年（1691）携眷始居万载北部歧源，有子七人。其后蓝氏20世、21世及22世分别得男丁23人、83人和180人。又如深塘钟氏，其开基祖钟泰清（1653-1732）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迁居深塘。他在世“时三代娱目，男妇已三十余人”。至道光年间修谱的时候，“距今九世，生丁见九百有奇，统已丁不下千余百，又统妇口不下二千有零。”不过，这一规律可能仅仅适应于一些大族，一些小族的情况并不明显。

在移民的刺激与土著的反应下，至道光时期万载县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在本县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风俗出现了奢华的气息。这引起了当时绅士的警觉。道光《万载县志》载：“近商贾阜通，渐趋于华，而风俗与化移易长善救失，固贤有司之任，抑亦邑薦绅士大夫之责也。”同治年间的万载士人对道光时候的富庶非常怀念，说“自温上贵以来一百三十余年，人民众庶、财物滋丰，百姓歌舞太平，不知有兵戈之事。”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在万载所获甚多，竟至军中流传着“货物数樟树，银钱数万载”的谚语。将万载与江西四大镇之一的樟树相提并论，可见万载已经相当富庶。直到民国时期依然有这样的追忆，龙赓言在他私修的《万载乡土志》中称：“明季加派，官民两困，以至山寇窃发，户口凋残，迄清康熙大局底平而土匪肃清。又承顺治汰减浮粮之后，休养生息，农乐耕耘，士知廉耻，嘉道之间，家给人足，盖几几乎有庶富之风焉。”

万载最早的书院建于宋代，元代较有名的是张岩书院。明代万载书院有记载的为28所，地方士绅在其中扮演着主角，至中后期官方力量介入较多。崇祯年间的知县韦明杰不仅十分关注百姓的经济生活，而且先后为雅人之居、箓篁书屋以及丛桂书屋立匾，视教化为急务。

清代万载的第一座书院吴公讲堂也与官方有关，是知县吴自肃离任后绅衿里民为纪念他而公建的。清初，政府一方面强调要重视科举，另一方面限制书院发展，严禁士人结社结党。清初统治者对书院的严格管制可以通过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新建书院的数目反映出来。至雍正时期，万载只新建书院三所，即吴公讲堂、常公讲堂与何公讲堂，它们都是万载绅民分别为三位知县所建，与“去思碑”有异曲同工之效。可见清初的国家力量牢牢控制着书院乃至地方教育系统。雍正后期乾隆初期，清政府才对书院解禁，开始鼓励士绅兴建书院。万载书院发展缓慢，乾隆九年（1744）知县严在昌建造了龙山书院（即后来的龙河书院），这所书院此后一直充当万载官学的角色，是一所“官学化”与“科举化”的书院。而乾隆时期兴建的其余七所书院则是由宗族或士绅捐建。就一般情况而言，全国书院普遍在乾隆时期获得蓬勃发展，而万载的书院则是在此后的嘉道年间迎来了发展史上的最高峰。究其原因，经济的发展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土、客双方对教育资源的激烈争夺。万载书院的发展带着明显的土客竞争的色彩。清代万载书院概况参见表3-4。

整个清代，万载能够进入县志的书院有71所，其中乾隆朝以前建造的有11所，咸丰朝以后建造的有14所，其余的46所都是嘉道年间兴建的。清代万载实行的土、客分额制度使与此相应的教育机构出现了土、客分野。随着移民的逐渐强大，这种趋势在清中期表现越来越明显。

表4.4 清代万载县书院概况

说明：本表参考康熙、雍正、道光、同治、民国《万载县志》及《万载县土著志》，因为不同版本的县志对前志有所删减。

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各大书院的发展情况。

图4.2 《万载县土著志》所载龙河书院

“至书院，首龙河。”龙河书院是清代万载的官学，为土著所控制，其发展情况说明了这一点。道光后期知县崔登鳌下车伊始，发现此地文风不错，人才辈出，不过“其翘然特出者”，还数“龙河书院肄业士也”。他在《龙河书院增置膏火田记》中明确说：“龙河者，通邑土籍之义塾。”龙河书院的前身是龙山书院，因其坐落在县治后偏左的龙山而得名，乾隆九年（1744）由知县严在昌捐廉倡建，当时里民聂嘉会、汪淑躬助银买田，之后易观国、辛汝歧、郭孟牖祠、辛汝襄等先后捐助田、银，资产计田530把。乾隆二十年（1755）知县朱菘因为其地近闹市，不便诸生肄业，在绅士的吁求下，于是移建书院于距城半里外的龙河河滨，督邑绅汪朝祖、郭治清、汪发楫等倡捐。改建后的书院规制仍如龙山书院，学舍共12间，易名为“龙河书院”。二十七年（1762）知县张仿白鹿书院颁布条规。嘉庆年间有多任知县捐廉助学。道光二年（1822），太学生宋海峤之其闻氏继承宋家遗志，先后共花费白银5100多两重建书院，并捐助诸生膏火。规模宏大，屋宇为五进。学宪李宗昉、进士辛从益都有记。知县卫增订章程。道光四年（1824）辛朝聘妻郭氏助田，五年（1825）知县、抚宪捐银。道光二十二年（1842）知县张文诰捐廉为倡，全县绅民慷慨乐输增置田产。知县崔登鳌有记。地方官员的大量参与表明了龙河书院的“官学化”，从书院的经费来源和经营情况来看，龙河书院具有浓厚的“土著化”色彩，完全把客籍排除在外。

不过，仅有一所龙河书院无法满足全县土著众多士子的求学需求，清中期万载各区土著还建设了几所中心书院（参见下图）。

图4.3 清中期万载各区中心书院的分布

龙冈书院，在邑西株潭市龙家岭，道光七年（1827）三区绅士汤薦馨、周治睿、龙文、陈常等倡建，购置田亩供束修膏火并给童试卷费、乡会试程仪。知县汤庆曾有记。其后因公用不敷，县令韩捐廉为倡，先后得银20000余两，添设斋舍数十间。道光二十五年（1845），知县崔登鼇商定劝学条规，又捐俸置十三经注疏、钦定四书等，并有记。

龙云书院，在邑西小江滨，道光二十年（1840）镜山陈绵韵、陈勋等倡捐，四区及上五区各绅士合建，并置有修金膏火田。举人韩觐有记。

龙桥书院，在邑北云峰里万岁桥，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区绅士张居敬、高起河、钱惟日等11人劝捐创建。屋宇三栋，书舍32间。张居敬有记。

龙洲书院，在邑东北罗城，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区绅士卢昆銮、喻炳、彭士模、杨罗峰、卢及芝等劝捐创建。有学舍40余间，并置有束修膏火田，一切章程皆仿龙河书院。相比其他土著建造的大型书院来说，龙洲书院创建较迟但有奋起直追的势头。参与书院建设的举人彭士模记道：“龙洲书院在罗城，故康乐旧治也。先是合邑书院惟龙河，而邑分六区，独一二区附近，余皆远处乡村，负笈良艰。自三区创建龙冈，四五区龙云继之，各乡以为便，而六区顾阙焉，何以称人文之乡哉？适刺史卢翰坡守制在籍，亟出金为倡，邀余偕劝捐，合区子姓莫不踊跃，得缗万有余千……一切章程俱仿龙河，其地踞全区之胜……吾龙洲人文岂特为一区光已哉？昔以旧治之乡而仍各城，行且以一乡之义学方驾一邑之书院，视彼龙冈、龙云或过之矣。”在此，土著绅士表达了赶超龙冈、龙云，大有直追龙河的气势。

值得注意的是，土著描绘的蓝图与万载书院的实际分布格局并不一致。龙河书院居于全县教育的中心地位，一区、二区是其主要势力范围；邑西的龙冈书院是三区的中心书院，龙云书院是四区的中心书院，邑北的龙桥书院是五区的中心书院，而邑东北的龙洲书院则是六区的中心书院。

从前面的全县书院的分布图中可知，在规划全县教育资源的分布格局时，土著有意识地排除了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办学规模都不让于龙冈、龙云的高魁书院和东洲书院，因为后两者是客籍所办。

高魁书院，在邑北70里高村，道光三年（1823）客籍廪生潘维新、监生刘凤喈等集同志捐建，监生蓝桥捐银800两为倡，置讲堂、学舍，购田550石为束修膏火费，费银一万余两。督学李宗昉有记。知县卫鹓鸣捐百金以助额，其斋名曰“课心”，并有记。道光六年（1826），知县武穆淳捐廉100两并购存十三经注疏并有记。值得一提的是，高魁书院是第一所具有资格进入县志中的客籍书院。知县卫鹓鸣写道：“癸未（道光三年）之冬，乡人士潘维新、刘凤喈、饶廷锴等请即于龙山之麓创建书院，以便远近来学者，众皆乐输。”第二年十月，当他前来视察时，“则讲堂学舍俱备，置膏火田数百亩”。督学李宗昉也记道：“道光癸未余按试袁州，万载绅士有以龙河书院记请者，余允其请，记之。逾年科试复至郡，邑人士潘维新、刘凤喈、饶廷楷等又以记高魁书院…规模宏远，置田数百十亩，通计縻白金一万有奇……于龙河书院外，别创是举。”在这里，李宗昉对客籍举办的高魁书院给予了与龙河书院相当的期望与评价。但是，高魁书院的发展受到限制：第一、其地理位置偏僻，距离县治较远；第二、移民相对较少而土著势力强大，与土著创建的龙洲书院同属一区，面临激烈的竞争。而紧接着它之后创建的东洲书院则具有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东洲书院的情况会在后文详细论述，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概况。

东洲书院在城西40里处大桥市河东沙洲上，道光六年（1826）客籍钟斯敬邀同志张瀚、叶懋本、曾维新等37人劝捐，钟天亶捐银1500两以倡，屋宇为三进，有学舍60余间。客籍所捐银两达三万余，除建造书院外，购田数百亩及店数间。知县陈文衡捐银100两并酌定学约条规，有记。书院山长由首事延请。新昌进士卢殿衡有记。道光二十年（1840）又捐膏火田1000余把。同治三年（1864）因地势下陷，谢大舒、曹庆余等倡捐，升高地基并重新改造院宇及魁星阁，费银5000多两。举人廖连城、岁贡赖作霖、新昌举人刘嘉树皆有记。

客籍除了以上两所很有影响的书院外，坐落在邑西潭埠市的“九图文会”也不容忽视，它也是知县卫鹓鸣“不胜欣赏”的客籍义塾。卫鹓鸣在《文会义塾记》中说：“九图文会肇自乾隆四十三年，邑人士廖俊旺、周彬文、李佐堂、王廷机、张书秀、谢云峰、邓九松、罗明通等集潭埠、白水、书堂、花桥等处九图地方，捐金置买田产，为奖励读书士子而设者也，甚属义举。迨道光五年廪生谢国华、张毓祥、监生傅春廷、张铭堂、李弼经等始将岁收租息奖给童试岁科卷赀、生监科费。又聚九图生童百有余人会考社课，汇其诗文送置余，于批阅之下觉新颖超脱，殊多可造之才，不胜欣赏，因为之次第焉。”可见这所客籍合资捐建的书院，从乾隆四十三年至道光五年（1778-1825），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才成气候，终于培养出了自己的精英与后备军，引起了地方官的重视。

与此相适应，书院的经营及各项宾兴基金的管理机构也带有明显的土客分离的色彩。宾兴基金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童试卷资，乡会试路费、卷费及束修经费等。

土著方面，管理宾兴基金的机构名为万载宾兴堂，道光五年（1825）由进士郭大经等倡捐，城乡土籍绅耆捐建。“一、二、四、五、六区诸君子相与成之，或折公赀众业，或捐己产己缗，罔弗慷慨乐输，共襄盛举”，共计捐资三万余金。所置田产及各姓助产择首事三年轮管核算，为文武童试卷费、乡会试程仪。其捐助名氏、契约、条规有册记载。这里，土著竟然排斥了客籍势力强大的三区人士，从《万载宾兴堂册》所附的“知单”来看，道光五年、八年（1825、1828）三次开会时都只是“通知各城乡土籍”，完全排除了客籍的参与。道光二十三年（1843）郭光笏倡导续捐并作序，光绪七年（1881）郭赓平再次倡捐，这可见土著世家大族郭氏在此机构中的领导作用。

除此之外，土著还设立了其他一些专供本籍使用的教育基金。如思永堂卷费，道光二十二年（1842）职员易锡纯捐助共田1955把，额租202石，交宾兴堂一区首事带管，每科通计所入分作四股，以两股发文乡试入闱者，一股发文会试，一股作交粮备补零用之需，有余归下届核算。首事糕饼钱、岁贡千文，此费亦止发土籍。学宫文武乡会试费，自乾隆年间始乡试每名200文，后渐增至400至600文不等；会试初仅一、二人，每科十两，后人数渐多，改照乡试钱数按名十倍之。“此皆出自学田，客籍所无，故不预。”吴公讲堂，康熙十七年建，约以合邑本籍茂才讲堂会课。土著辛、王、张等族历有添产，计田3522把半，岁入租钱，香灯祭费外，悉给本籍乡会试斧资。

客籍东洲书院也设有宾兴堂，为“书院度支会计地，而多士及乡会试资费亦皆经划于其中”。

当然，万载书院的发展进程除了反映土、客双方对教育资源的激烈争竞外，也显示了土著与移民发展的一些特点。从下表可知，土、客籍书院在数量与性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表4.5 清代万载县土客籍书院的数量与性质

资料来源：根据表4.4制作。

说明：“宗族”性质的书院指合族或合支捐建的书院，即族学；“士绅”（“同志”）性质的书院指士绅及其子孙捐建的，以及士绅倡捐、图众建造的书院，“综合”性质的书院则指如龙河、龙冈、东洲、高魁等影响全籍或一区的中心书院，其捐建者包括士绅和宗族，但其辐射力远大于前面两类书院。

这种差异应该具有一般性。同治年间对此的记述是：“书院，近日尤盛，各区竞立义学。今录先公后私，首合县书院讲堂，次乡族义塾，次同志合建者。”基于宗族组织的发达以及经济力量的强大，土著所办的书院不仅数量众多，其数量是客籍数量的七倍多；而且呈现出强烈的“族学”色彩与士绅合办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土著也就更有能力建造中心书院。相比之下，移民所建的书院数量极少，这是由于宗族组织尚未发达，除了一家势力较大的“族学”性质的书院外，其余都由绅士合力共建。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移民毕竟在倾其全力建设自己的中心书院，造就自己的精英与代言人。移民的团结对于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

并且，土、客的分野也反映在其他公共组织、公益事业的建设上。如清中期地方官倡导各区建立义仓，邑廪生闻宗弼详细记载了土著合建恒足义仓的情形：

县北十七都一图与十八都六图相距二里许，村落毗连，可呼而应也，聚族于中者，丰田为喻氏，东溪为彭氏，下碓之喻、里源之曹、高田之李、坑里之喻，寄居者复有陈、简、汪、王四姓。其人多朴质而重乡谊，其俗务节啬而谨盖藏，皆土著也。道光乙巳（十四年）因太史奏立义仓，吾邑应者叠起，于是职员喻钧藻、增生彭钺、监生喻含英、庠生汪庭藩、王树槐、儒童曹金泮邀两图士庶踊跃捐输，得钱一百缗有奇，谷五百七十余石，相地于圳上文联书院右构屋五楹列两廊，廊各二仓；又置田，岁租岁纳其中，现贮谷六百余石，名之曰“恒足”。

这里，作者明白地记录了合建义仓的各姓及绅士，并特意指出他们“皆土著也”。这段文字最早出现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修的《万载县土著志》中，恒足义仓及文中出现的文联书院都是《土著志》的捐户。

而事关一县的公共事业的建设情况则可参见下表。

表4.6 万载县土、客籍公共事业建设情况

资料来源：同治《万载县志》卷七《学校》、卷八《公署》，民国《万载县志》卷二之一《营建》。

从上表可以看出：乾隆以前客籍由于力量微弱，无力建立一个单独属于自己的大型公共机构，嘉庆以后则逐渐参与一些公共项目的建设，道光年间开始有能力独建自己的教育机构。土、客合建的情况从嘉庆到同治年间都一直存在。这些现象既反映了双方分道扬镳的事实，亦反映了双方接触融合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客籍独立建造的四个组织机构无一不与“东洲”有关。在客籍与土著分庭抗礼的过程中，“东洲”成为客籍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