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至民初土客关系的松动

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敌人”有利于强化内部的团结与友善。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运动使万载结束了自“温上贵事件”以来130多年的承平时期，也使土、客籍开始了空前的大联合。

万载所受的冲击与全国政局密切相关。地处赣西北一隅的万载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冲击：第一阶段是从咸丰四年（1854）到六年（1856），由于太平军在湖南失利败入江西所致，地方政权与绿营军不堪一击，万载县城三次被太平军攻破，“搜刮民财不下数百十万”，所以太平军中流传着“货物数樟树，银钱数万载”的谚语，后地方政府与绅士请求湘军助剿；第二阶段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李秀成因安庆失守退兵至江西，主要是万载的团练组织——勇营与太平军进行对抗。19世纪中期的这场战争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双重统治格局的检验和挑战。研究表明，上层政权已经丧失了主导地位，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极其显著。万载在第二阶段遭遇太平军的时候，这种变化变得格外明显起来。此时江西各地兴起了办团练的高潮，万载的团练组织在咸丰十一年（1861）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甚至多次出境支援邻县。其组建情况如县志所载：

（咸丰）十一年三月……知县魏邦达急集绅士陈中实、郭春熙等谋起兵。三月二十一日，举人曹瑞祥带三区勇至。二十二、三、四日，各区勇陆续皆至。合一区之勇起保安营，以武举张弼臣、谢殿传管带。同时优贡廖连城、举人彭梦彰、武举杨应桢、附贡生王如纶等，亦起保和、保太营于高村。城内各祠聚集壮丁，族大如辛、郭或数百人，次之或百余人，或数十人不等，号为“祠勇”，以资城守。六区毗连新、上，为贼窜万门户。举人彭灿垣起天保团，生员卢瑶林起观溪团，拔贡李春萼起漳源团，举人杨罗峰起博字团，廪生喻绍书起忠字团，武生高星辉起义字团，监生刘如松起同兴团，并约同斗门黄姓、新昌举人王保仁起团，互为声援，由是军声大振。

可见办团练的皆为有功名的地方绅士，而这些绅士无一不来自大宗族。外部局势的动荡与国家政权的努力客观上促进了土客双方的融合。面临太平军的威胁，万载土著世家如辛氏、宋氏、郭氏、彭氏，移民大族如谢氏、钟氏、潘氏、寥氏，都积极响应清朝中央政府的号召，修筑城壕，督办团练，组建乡勇。在保境安民的过程中，土著和移民空前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太平军。基本情况可参见下表。

表5.1 万载县土客籍士绅对太平天国的反应

资料来源：同治《万载县志》卷二十，《人物下》；民国《万载县志》卷十之二，《人物·列传二》。

战时及战后客籍力量的兴起，对万载土客关系的演变进程有重大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谢大舒，他后来受左宗棠重用，官至知府，致仕后为宗族的建设与客籍的发展作了许多工作。故县志把他列入“道咸之间县中举人之有名者”。并且，由于土客籍积极向政府捐输军饷，双方都获得了增加学额的奖励。府志记载曰：“袁郡四县捐输军饷先后报销，奏准加广永远文武学额各有定数……万载于同治三年加广土籍文武学定额各八名，客籍文学定额二名，武学定额一名，复于同治四年加广土籍文武定额各二名。”

由于战争中土客的协同作战和客籍力量的进一步增强，战后双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这直接反映在同治县志的纂修上。政府官员无疑也为这种融合作了努力并且感到由衷的欣喜。知县金第在为同治十年（1871）修成的新县志作序时说：

邑之有志，即采风意，要在一道德，同风俗。何本邑志先以土著闻夫？何邑无志，何志不一体，而必分门别户成泾渭异流之势？诚以天下事，有通权达变，良非得已者。自学额案定，垂六十年来彼此无间言。盖久则相安，相安则相契，虽吴越不难为秦晋。且兵燹之兴，英才辈出，聚族于斯庐墓于斯者，莫不同仇敌忾，与乡之人协力捍卫，纵风鹤之惊几无虚岁，而众志成城，安如磐石，谁谓土客之果得而分哉！

庚午，大府檄府、厅、州、县各修志乘，邑诸绅不欲因其旧也，进而质诸余。余不才，何足以议典礼？然征文考献，政事以之。况同处声明文物之邦都，人士雅能，以礼相接，以情相联，上追乎康乐和亲之治，尺地王土，安用畛域为？乃不惮一言为之决。爰集诸名哲，交相考订，不数月而告成。夫以数百年旷缺之举，累万言聚讼之端，欲后之人起而纂辑之，使浑同而化，无形迹之分，亦大非易易。乃一转圜间而众论翕然，或笔或削，理与法具，此二百年来所未有，诚不朽盛业已！虽然，志者志也，一字之增损，系乎万姓之奸恶。向非秉笔诸君子克洞达事，体一衷诸，在邑言邑，大公无我之规，又乌知不格于主客之见而能众口称善？

图5.1 同治《万载县志》

时在京城任官的土著进士辛孚德也不胜欢欣，感慨颇多：

志之为言记也，书之于版曰志，存之于心亦曰志。志不一而能志一邑之文物典章，未有之有也。万志自雍正迄道光凡三修。客岁，中丞刘公将修通志，徵乘于邑，金翥云明府属德续辑以谫陋。辞不获，于是批读旧志，见考据之精，纪载之确，前人所编已成善本，踵事而增，固自易易。所患人心未合，意见未融，有所窒碍耳。因与同事诸君折衷至当，一以中丞刊发章程为准，规模粗定，而德供职入都，虽远离桑梓，未尝不惴惴焉。恐其志之未合而事之不成也。今年春，诸君计偕来京告德曰：“吾邑之志成矣！”向虑其难合者，今竟合矣。夫人心之萃涣，凡事之举废所关。今吾邑人举曩昔龃龉之意，涣然冰释，和衷共济，以求其成，可不谓众心既萃欤？此次新修的县志于是又对之前的《土著志》进行删削，如嘉庆初年任知县的来珩，《土著志》把他列入名宦，其事迹是“时土客构讼毅然以分额请，上司动色，方饬通省查办，会（来）珩以卓调，不果行，后邑中多故，卒如所请云”。他的传记在同治县志中则因其偏袒土著被删，而当初被《土著志》删除的有关移民的记录也重归它们应有的位置。新志的人物传记还相应地增加了移民的比例，而且不再冠以“客籍”字样。

即便如此，土客双方在县志的纂修过程中还是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远在甘肃任职的客籍人士谢大舒也对“邑乘龃龉，略有所闻”。他在书信里规劝同籍时说：“其实两籍并立，决宜讲信修睦，勿操同室之戈，凡事以彼此无碍为是。”由于移民的整体实力毕竟不及土著，他们在各种权力、资源的争夺与分配中大多处于劣势，其策略也是委曲求全，以守为攻。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优势，土著则仍旧故作分别，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援用《土著志》的做法，在县志之外继续另立《都图甲户籍贯册》。该册开篇明确宣称：

都图册何以另立一卷，非赘也。万邑土客之籍分别甚严，客籍各附于土著之末而版图本归土著。辛志分别标题，另立一卷，土著凭之，籍贯清而考试无争，意良深也。客籍不准城居一案，原备录于都图门，今届志乘仍照辛志另立都图册一卷，而客籍不准城居一案从都图门内移载于此。以志系合修，畛域之见自可不存，而相沿之案必不容没。故公禀县宪杜批准移载，存案礼科。两籍各守成规，城内寸土土籍永不得卖，客籍永不得买，相安无事，同我承平，岂不懿欤？爰将另立一册之意与移载不准城居一案之故志于简端。

很明显，土著还深存“畛域之见”，极力制造和加深土客之间的界限。

图5.2 同治《万载县志都图甲户籍贯册》

由于有非常深厚的基础、现实利益的冲突以及制度性的障碍，这种成见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消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和消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民间的土客争斗与摩擦也一直持续不断。如在土客冲突激烈的大桥，辛氏幼房一支因为与客籍构讼多年而导致公财一贫如洗，家族的建设因此遇到了经济困难。其族谱记道：“我涧公众在前清光绪甲申以前，原有公财，虽不丰富亦颇可支持。讵料天降祸起，牟邨（即大桥）客民无端而与我族构讼，尔时曾有如昆、际辰、士范、华春、基延、在田、恒珍诸前辈出力，以作抵对，罄舍公财以为御侮捍患之资，越数载讼事方休，公众一贫如洗。”深塘钟氏为移民大族，分居各处的族人在与土著的交往过程中可谓斗智斗勇。衡斋公，以贸易起家，为大桥鸡冠石开基祖，“当时大族欺之甚，公先礼乐，不化，后动干戈，深塘诸前辈不呼而至，大族始帖然，至今相安乐”。绍卿公，迁居绍江，因其父业商大桥市，家政繁琐，他与继母“赞襄其间，措之裕如”。无奈当地土著巨族朱姓“屡次以横逆加之”，客籍曾姓又“突抢礼公尝谷，缠讼不已”。其父几遭不白之冤，幸亏他“多方调度，终屈于曾而疑始破，人皆异之”，于是“左右强邻亦不敢妄生觊觎焉。”土、客双方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会达成暂时的妥协。

而且清后期的土客矛盾更趋复杂化。这里以同治十三年（1874）的一件案子为例加以分析。此案的始末与细节可见于万载知县的批示：

查株潭天后宫原系乾隆二十九年林其鑫、周家煌、林瑞喜等八姓祖公所建，均系福建迁居万邑。其庙向系林瑞喜之叔林大江管理，当日出过仁礼钱二百吊，去年林瑞喜母亲病故，无钱用费，请杨赞成说合，愿得仁礼钱转回空庙还众，林其鑫应允。复因本地龙清和要买此庙地基为祠，出价一千余吊，林瑞喜不肯退庙，托杨赞成说合。杨斥其不能私卖，缘此林瑞喜不退，经林其鑫控告株树司，断令林其鑫将仁义钱交清，林瑞喜空庙，各具结完事。

本年九月十七日林其鑫带工人六名进要修庙，而龙清和、周家煌等主令林瑞喜鸣锣聚众，说林其鑫将神像挖了腹脏，藉此激众人出头，互相捆捉，一时纠集多人。株树司恐其滋事，即将林瑞喜、林观保二人送县，本县将二人暂押，次日因其患病即令取保调理。乃林瑞喜至廿一日因病沉重，即雇轿夫抬回，送到天后宫病故。龙清和、周家煌等带领数十人，将林瑞喜尸身抬至杨赞成店内，即帮林瑞喜之妻皮氏具报命案，经本县当即讯供……

在此案中，林瑞喜串同龙清和谋买盗卖株树潭天后宫，交易不成遂制造事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第一，天后宫是福建移民在外地的会馆，其作为移民的信仰中心与公共场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有所减弱，以及移民内部存在不可避免的贫富分化，这才导致此时移民的后裔欲将其卖与“本地”（土著）人建造宗祠。被移民杨赞成及族人控告株树司后，土著龙清和与移民林瑞喜的这桩买卖被加以制止。这又表明涉及到土客之间的交易依然要深受土客关系与习俗的影响。当然，双方交易的失败可能还在于林瑞喜未能拥有完整的产权。而这一案件反过来又促使移民内部进行整合，如在此案的第二年林氏宗族即以集资合股的形式参与了天后宫的修复。其族谱中的《天后娘娘像图记》曰：“万载县株树潭于乾隆年间立庙祀奉，光绪乙亥（元年）我裕后祠进会一股，捐钱十千文；又袍会一股，捐钱一千文。”而且，这次胜利在民国时期成为“客籍”的一种有利“资本”。

第二，株潭土著大姓龙氏能够联合移民后代周家煌等人一起多次找不同意交易的移民闹事，说明有些土著与移民实际上已经存在较为巩固的、密切的关系，同时移民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由于土著与移民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面对这些矛盾，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用土客矛盾来概括与解释。

清末民初，在社会风气日益维新的影响下，万载县的土客关系有进一步的松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土客分额的制度也随之自动消除。光绪末年知县张之锐振兴学校实业，得风气之先，在龙河书院设立宏文师范馆，“此为两籍合学之始”。尤其在土、客籍的“新绅士”阶层，他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与联系非常紧密，因而对地方社会的土客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客籍精英谢济沂，与土籍著名人士龙赓言、辛际唐、辛际周、卢兆蓉都有良好的关系，在他的文集中有多封与以上人物往来的书信。这些书信的内容涉及到如何化除本县的土客矛盾、如何促进全县的公共事业等，如在《复京省同乡会》中他说：“吾邑界线未泯，进退维谷，每年一事，合则受制，分则于法律上、事实上动相抵触，终受制于人”，所以他建议在京城、在省城的同乡机构合并以谋求县人的整体利益。又如谢济沂的族弟谢旂章，也与辛际周神交已久，在他的诗词《辛心禅居士》中吟道：“藉甚才名噪幼年，祖生已看着鞭先。相逢恨晚相知早，卅载神交互惘然。”诗后自注云：本县人，名济周，字翔云，年十四入泮，二十领乡薦，与旂年龄相上下。精英文，中年好佛，自署心禅居土。旂年十之四即闻其名，四十后始相识于南昌，心禅谓旂曰：“未见子以前许子为我朋友矣。”再如客籍温佩谦，光绪戊子（1888）科举人，为本族族长，任东洲监学，与土著汤戌三极友善，“修家乘汤君序牟其首，办理地方一切公益事称莫逆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