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二十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左传·昭公二十年》

释义:

如果政策宽松了,那么百姓就会对法律怠慢起来;百姓怠慢了,就用严厉的措施进行纠正;严厉了,百姓就会普遍受到伤害;百姓普遍受到伤害了,就再将政策放宽些。(如此循环施政)为政就达到和的境界了。

点题:

儒家主张治国之道以德治、仁政为主,认为“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但并不是完全否认刑罚,反对法治,而是主张实行以宽为主、“宽猛相济”的统治方法。德刑结合,宽猛相济,是孔子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孔子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基本政治主张。以宽为上,以猛济宽,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平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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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年》——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论语·为政》——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尧曰》——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司马光《迂书·宽猛》——

宽而疾恶,严而原情。

延伸悦读:

在传统的治国之道中,儒家主张仁政、德治和礼教,被称为“王道”。法家强调“不贵义而贵法”“以法为本”“以法为教”,被称为“霸道”。其实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通互补的。在实际治国主张方面,孔子提倡“德治”,反对单纯用“政”“刑”手段把庶民百姓置于残暴奴役之下,而特别强调“德”“礼”的教化作用,认为政治的实施过程就是道德的感化过程。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是其“仁”学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推广和具体应用。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肯定了德政礼制。但孔子并不反对使用暴力,而是主张“德主刑辅”“宽猛相济”“威而不猛”。他称赞法家的代表人物郑国大臣子产的“宽猛相济”。孔子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所谓“猛”,即用严刑酷法,不惜民生。“宽猛相济”,实际上就是根据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采取一张一弛的两手策略,这是孔子在治国治民方面的一大创见。“宽猛相济”,亦可谓德法互补、礼刑结合,这种主张的影响很大,以后历代的儒法互补、儒法结合、外儒内法等,实际上都是“宽猛相济”“霸王道杂之”,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基本传统。

从历史经验来看,治理国家从来都是严厉的法治和良好的德治并用,只不过根据历史不同条件和当时需要或轻或重,或偏或倚。《论语·尧曰》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猛相济实行起来会因时因事或宽多一点或猛多一点,不可能各半。历代盛世无不是刚柔相济,宽猛相兼。故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周文王用宽,武王继之以猛;文景用宽,汉武帝用猛;唐太宗宽,武则天猛;康熙宽,雍正猛。因为用政太宽,人民容易轻慢国法;太猛,则与民夺利,所以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学前车之鉴,以为后世之师。只有以宽为上,以猛济宽,找准二者的平衡点,才能保障国家繁荣,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