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

——《新唐书·陆贽传》

释义:

人常因主观情感有偏私而损于公正:或因信任而被蒙蔽,或因怀疑而生顾虑,或因轻蔑而有忽视,或因一己私欲而沉溺不可自拔。

点题:

此句出自陆贽向唐德宗谏言的奏章。在这篇奏章中,陆贽指出唐德宗治国理政、选用人才的“九弊”,并提出改善建议。实际上,不仅限于德宗,历朝历代统治者难免都会出现“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的常情过失。中国向来是人情社会,陆贽之言对于当今时政仍然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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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陆贽传》——

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又有惧溺而自沈者,其为防患,不亦过哉!愿陛下鉴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一不诚,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传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言不诚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臣窃非之。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所谓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伦,或昏或鄙,此似于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恶靡不知,所秘靡不传,所为靡不效。驭以智则诈,示以疑则偷;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上行则下从之,上施则下报之,若景附形,若响应声。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必绐而不信矣。今方镇有不诚于国,陛下兴师伐之;臣有不信于上,陛下下令诛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故诚与信不可斯须去己。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为悔也。

《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陛下谓谏官论事,引善自予,归过于上者,信非其美,然于盛德,未有亏焉。纳而不违,传之适足增美;拒而违之,又安能禁之勿传?不宜以此梗进言之路也。

圣人不忽细微,不侮鳏寡。奓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不必然,逆于心不必否;异于人不必是,同于众不必非;辞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实,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故有过当之言;疑甚则虽实不听其言,故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可弃之人。苟纵所私,不考其实,则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轻,圣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异也。

延伸悦读:

陆贽是唐代贤相,深得当时和后代称赞。权德舆比之为汉代的贾谊,苏轼认为他是“王佐”“帝师”之才。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39篇之多,长者近千言,基本上把《陆宣公文集》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在长达294卷的《资治通鉴》中绝无仅有,可见陆贽言论“资治”作用之大。苏轼则说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并把陆贽的奏议文集进呈给当朝皇帝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圣言幽远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而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治乱之龟鉴。”范文澜《中国通史》称“陆贽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

陆贽,人忠正而才思敏,能力出众并直言敢谏,为德宗之股肱重臣。对于德宗为政之弊,陆贽必“事有不可,极言无隐”,以天下事为己任。陆贽不求显达,但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忠君爱国之心,昭昭乎日月可鉴。

关于时政弊端之根本,德宗认为是天命而非人可为,陆贽向其谏言,曰:“时之否泰,事之损益,万化所系,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损益生。”意为祸福由人,乱之根本在于上下之情意不通、君臣间道义相阻,而出“九弊”:为君者“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为臣者“谄谀,顾望,畏懦”。意指君主好胜就会嫉恨谏言而爱好谄言,臣子就会因此而阿谀奉承、遮蔽真相;君主自认聪明必会怀疑他人有所隐瞒欺诈,这样臣子便会谨言慎行、有所顾虑;君主不愿意承认自身有过错而抵触劝告,那么臣子就会避免进言以防因此而获罪。为人君者,一旦因其个人情感损害理智,内心有所偏好私欲而干扰政事,以致“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则难免国难益重,“四海骚然,靡有宁处”。

人而为人因其有情,因情而有所偏私如何避免?对于当今领导干部而言,在日常工作中如何避免因主观情感产生偏见而干扰理性判断,这是个值得思考与警惕的问题。以今人视角而观,陆贽的为政理念中仍有超越社会历史形态而彰显卓越的部分,其“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的思想尤其值得警惕与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