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贵温恭，心贵谦下

貌贵温恭，心贵谦下。天下之事理人才，为吾辈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见，须在善理人才、多纳善言上下功。

近来官高名显，时患无善言相规。若弟能随处谏兄，庶几可免于颠危！大凡居高位之人，无不因自是而败，无不因恶言而败。

外表要温和恭顺，心中要谦虚冲退。天下的事理和人才，我们不能深入地了解、无法料知的太多了，千万不要有自以为是的想法，一定要在妥善管理人才、多听有益建议上下工夫。

近来我官位高，声望大，正担心没有好的意见规劝自己。弟弟如果能随时随地给我提建议，大概就可以避免大的危险。凡是身居高位之人，没有不是败于自以为是和不听建议的。

曾国藩虽然身居高位却虚怀若谷，谦和谨慎，从不居功自傲，非常重视听取其他人的建议，凡是对他提出意见的，即使他并不认同，也经常加以鼓励。曹操曾说“吾任天下之智力”，曾国藩则“患无善言相规”，他们所谈的都是要善于听取他人意见，让别人的头脑成为自己的资源。

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曾说他“懦缓”，即过于小心谨慎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却不知一个“稳”字是他几十年宦海沉浮、历经挫折所得出的金玉箴言，而曾国藩也不以为意，对李鸿章的批评欣然表示同意。

曾国藩在安徽祁门做官时，在官署衙门里，设置了一个信箱，并手书告示：“凡言本部堂之过失、文武官之贤否、军士之骚扰者，投此桶内。不收词讼，投者焚之。”并且定期开箱检视其中的上书，尽量吸取意见，不可行的也不会加罪于人。凡是读书人求见，曾国藩都会抽出时间会见，不论是进言还是求职，都会认真考虑。

身居高位者往往容易产生自负心理，认为自己过去正确就会一直正确下去，于是就闭目塞听，拒绝听取别人的有益建议。但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没有人可以保证永远不犯错，所以曾国藩使用“上书桶”的方式来收集别人的建议，是因为他知道，要想避免错误，不断进步，就必须集中他人的智慧，来减少可能的风险。过度自信会使人失去理性和基本的判断能力，最终导致“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的局面，身处危境而不自知。

客观冷静的问题分析和英明睿智的决策，来自于汇总、考虑四面八方的意见和建议。即使别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应该尽量倾听，这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完善自己的重要方法。

曾国藩十分重视听取他人的建议，他一生功绩彪炳，编练湘军、办洋务等，都离不开智囊团的建言献计。大多数人在起步时都能够做到广泛地吸取他人的建议，并认真加以考虑和分析，并从中撷取有益信息来完善和提升自己，但是一时虚心容易做到，一世虚心却不是人人都能够轻易做到的。

一旦获得阶段性的成功，很多人往往就会忘乎所以，认为自己经验丰富、决断英明并且得到了事实的检验，何须听取他人的建议呢？提建议的人还没有自己做得好，凭什么相信他的建议就是正确的呢？与其相信别人，还不如相信自己。于是过度的自信就变成了自负，一旦拒绝别人的建议，智者也会变得愚蠢，以至于某一天大错铸成，即使能够惊醒，却也悔之晚矣。

曾国藩晚年为一方封疆大吏，在朝堂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然而他并没有故步自封，面临着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以自信、求变、务实的精神，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朝堂上倡导洋务运动，为晚清的富国强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然，洋务运动的宏大蓝图并非曾国藩一人绘成，许多具体的构思都来自于幕僚的提议，而曾国藩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能够谦和地倾听这些意见，并且睿智地挑选出其中具有可行性和使用性的方案，然后加以推动和实施。

主持江南机器制造局事务的徐寿，由于工作中经常遇到引进介绍西方先进技术的书籍所带来的翻译问题，于是触发灵机，倡议建立翻译馆。曾国藩自己也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于是欣然接受徐寿的建议，不久就建立了翻译馆，并对翻译馆的成果寄予厚望。

此外，曾国藩还采用容闳的建议，在江南机器制造局下附设兵工学校，培养中国自己的机械师和工程师。后来又根据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朝廷选派聪颖儿童赴美留学，为中国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曾国藩始终能够做到清醒地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他之所以能够在危机四伏的时局下，在沉浮不定的宦海中，立身坚稳，善始善终，就是因为他不论何时都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从不因自己建立偌大功业，获得甚高官位，掌握多大权势就自以为是，轻视他人的建议。成功者大都是虚怀若谷的，他们不会因为自己财大势大就盛气凌人，也不会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发迹成功史。他们知道成功没有尽头，而人终究会犯错误，于是他们善于聆听别人的建议和意见，不论是否正确，不论顺耳与否，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平和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