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修身养性的经书

宋代佛教是叙述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到卫王赵昺祥兴二年(1279年)320年间赵宋一代的佛教。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960年)，先度童行8000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

宋室南迁之后，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政府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1127—1162年)即停止额外的度僧，企图使僧数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以迄于宋末。

元代佛教，是指元世祖即位(1260年)至顺帝末年的百余年间(1368年)蒙古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元王朝时期的佛教。元代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汉族僧徒与河西回鹘僧，仍受到相当的优待。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宋元佛教是隋唐佛学的延续。佛教宗派除禅宗后继临济宗分别开创了黄龙、杨岐两派(和临济等五宗合称七宗)，天台宗分裂为山家、山外两派以外，再未建立新的宗派。其佛学发展的趋势概述如下:

(1)倡导佛教各宗派之间的“会通”与兼容。其中，禅宗法眼宗的传人、北宋初年的延寿(904—975年)是一位杰出的代表。由于其师祖文益洞悉当时禅宗学人空疏不通教理的弊病，提倡研究教理，延寿深受影响，他立即前往天台宗的国清寺等地结坛修诵《法华经》3年。开宝七年(974年)，即他圆寂的前一年，又入天台山传菩萨戒，求受者约万余人。这是他“会通”禅宗与天台宗的传法印迹。

至于延寿所著的《宗镜录》更是一部“会通”禅宗与华严宗的名著，在佛教史上影响久远。

《宗镜录》全书约80余万言，分为三章，第一卷前半为标宗章，自第一卷后半至第九十三卷为问答章，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引证章。所谓“标宗”，即“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宗镜录》的立名，即自此义而来。据卷三十四所说，教是《华严》，宗是达摩(为禅宗始祖)，因《华严》示一心广大之文，达摩标众生心性之旨，其实是发扬了文益的宗旨。因为文益有《三界唯心颂》与《华严六相义颂》在“一心”处可以相通。《宗镜录》全书在诠释“一心”处，引用《华严经》及华严宗的理论最多。这是由于华严宗兴起在天台宗和慈恩宗之后，法藏、澄观博涉教诲而及意谈“圆”，重重无尽，圆融无碍的说教，与禅宗门下经常提举的“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互相呼应。有时禅家宗旨得到《华严》义理的引证而愈益显豁，所以禅宗五家宗派最后一宗的开山祖师文益及其法孙延寿重视华严，借教明宗，宗、教不二，一味会通，借以证明心宗的深妙，并没有料拣异同。相传延寿又重视净土法门，未免与六祖惠能所说的“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有些相悖，这是佛教发展到成熟阶段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受延寿倡导的禅宗之兼容性的影响，当时佛教界还广泛流传着华严禅、净土禅。即使像重视佛教义理和戒律的天台宗和律宗也沿着宗派“会通”的精神传法、弘法。在天台宗方面，知礼(960—1028年)是一位天台宗高僧，他少年专研律部。20岁(979年)从天台螺溪传教院义通(927—988年)学天台教观。中年以后，常联系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修行。他以智觊的《观心论》、灌顶的《观心论疏》所阐明的“三昧”(佛教名词，意译“定”。即止息杂虑，心专一境，保持不昏沉、不散乱的境界)教说与弘扬净土宗的《净土十疑论》为据，要求僧俗在三昧中念佛，在念佛中观心，使二者融为一体。并采用世亲《往生论》的五念门，参以忏愿仪式。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创设念佛施戒会，结合僧俗男女一万人，同修念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七年(1014年)，撰《观经融心解》，成为天台禅的创始人，该文被视为仅存的天台禅的经典之作。

在律宗方面，元照(1048—1116年)是北宋时期弘传律宗和净土的一位高僧。他幼年初习戒律，熙宁元年(1068年)和同学择瑛从神悟处谦(1011—1075年)习天台教观，同时博究诸宗，而以戒律为主。后览天台《净土十疑论》，始归心净土法门。并依善导之说一意专持阿弥陀佛名号，发愿领众同修念佛，更编成《净业礼忏仪》(今佚)，以自修持。同时又“阐明《法华》宗旨，以弘四分戒律”，主张戒律和净土并重。他常对门徒说:“生弘律范，死归安养，平生所得，唯此法门。”又说:“化当世无如讲说，垂将来莫若著书。”因此他出家后数十年间，以奉持戒律，专修净土自行;以聚徒讲学，弘法著书、造像、讲学、传戒，从事于多方面的弘法活动，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苏东坡即受其影响为母和妻的冥福而画弥陀佛像供养于佛寺中。

此外，元照对禅宗的教说也深有造诣，提出律、禅、教三学一源之说。强调“律，佛所制也;教，佛所说也(按:喻诸种佛经);禅，佛所示也。”这是说:律非学无以自明，教非学无以自辨，禅非学无以自悟。故律、教、禅，同出而异名，即同出于一心，主张分别地加以修学，借以显见他“会通”律教禅三学的理念。

元照的著述，在律学方面有解释南山三大部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等;净土方面有《观无量寿佛经义疏》等。

至于唯识宗入宋以来的传承不明，但继承五代的风气，讲《唯识》《百法》《因明》各论的相继不绝。在译场的执事也多能讲诸论。

由此可见，在宋元时期几乎没有专讲一家之说的宗派，虽然，云门宗的契嵩(1011—1072年)仍坚守隋唐时期的判教学说，以本宗为宗派，他宗为教说，二者有宗与教高低层次不同的区别。为此，他强调禅为教外别传，一反当时禅教一致的常见。他的主张得到仁宗和在朝的官员们的称赏，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渐衰微，其传承终于无考。

(2)推行通俗简易的修持方式，使僧众信徒愿学、易懂、能行。宋元一般佛教徒着重修持，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就净土宗而言，只要求信众口念阿弥陀佛，持续不断，日久即可立地成佛，往生西方“净土”。俗称“念佛禅”。后来由于各宗都倾向推广修行净土，各地结社集会益多;有些寺院建筑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专供念佛修行的场所，就越加在民间推广净土信仰，而成为风俗。特别是一些在家居士也相随提倡，发起系念净土会、白莲社等。于是净土法门至明、清仍经久不衰。

就禅宗而言，临济宗杨岐派的宗杲(1089—1163年)是一位重要高僧。他幼年出家遍阅诸家语录，尤喜云门宗语。后游郢州，研讨曹洞宗旨。复赴汴京天宋寺参圆悟克勤，得受克勤所著《临济正宗记》，遂以临济宗杨岐派传人名震京师。他深受慧能的再传弟子马祖道一所说“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江西大寂道一禅师语录》)以及同时代人延寿《宗镜录》卷二十四所说“此宗镜内，无有一法而非佛事”，卷六十六“生老病死之中尽能发觉，行住坐卧之内俱可证真”的启发，进一步宣称“我手何似佛手!”并认为诸佛菩提与僧众，僧众与有情识的畜生驴马，僧众与无情识的草、树和废弃物都具有“佛性”(见《续传灯录》卷二十七)。要求僧众在“行住坐卧应机接物”方面体现佛教的真谛，而成为后世“人间佛教”的先唱。至于宗杲提倡看话禅，其影响尤为显著。

所谓“看话禅”主要是针对临济宗的创始人义玄(?—867年)的“棒喝齐施”(《五家宗旨纂要》)而发的。这本是禅宗某些派别的施教方法。就是在接待初入禅门的学者时，对其所问往往不作正面回答，或以棒打，或予喝斥，用以暗示和启悟对方。但这种方法，忽视了话语的功能。对此，宗杲批评这是“枉费精神施棒喝”(《五灯会元》卷十九)。他用禅宗的某一则禅语，通过教学双方面对面地、针对对方的话语作一问一答的对话，经过反复答问，直到从学者“心华发明，照十方刹”(《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八)为止。故称“看话禅”。这一施教方法，自宗杲创导以来，临济宗人无不奉为圭臬。由于教学双方的话语清楚明白，故被编为《语录》刊行。致使宋元时期的禅宗语录大量出现，为语录体的鼎盛时期。当时的语录有两个特点:①不仅稍有名望的禅师都有门人弟子为其编集语录，而且出现了带综合性的语录集。如赜藏主集的《古尊宿语录》，广采南岳怀让以下马祖、百丈、临济、云门、真净、佛眼、东山等40余家唐宋禅师语录，以后又有师明集《续古尊宿语录》，收起于南岳怀让止于隐山璨等共70余人语录。②创造了以“拈古”(即辑录禅宗的公案，附以议论、评唱)“评唱”“击节”为名的新的语录体裁。评唱、击节则是对拈古的再评述。其中以圆悟克勤的《碧岩录》为其代表作之一。

元代禅宗沿袭宋规，也十分重视评唱体，其影响入清以后语录渐稀。

(3)总结各宗派的传法世系，记载了佛教的内外交流。宋元时期是中国佛教的总结阶段，此类著作甚多。关于禅宗的史书主要有北宋契嵩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北宋道源著《景德传灯录》，厘定了禅宗世系二十八祖。此外，还有南宋普济著《五灯会元》等。净土宗的史书主要有，南宋四明石芝宗晓编《乐邦文类》，厘定净土宗六祖，后改为七祖的世系，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律宗的史书主要有，北宋元照著《南山律宗祖承图录》，厘定南山九祖的世系。天台宗的主要史书有，南宋志磐著《佛祖统纪》、南宋士衡编《天台九祖传》，前书将该宗的世系定为四十一祖，叙述较详。华严宗的主要史书有，北宋净源著《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详见清续法辑:《法界宗佛祖略记》)。唯识宗的主要史书，因其从唐末起即传承不详，可参见《佛祖统纪·诸宗立教志》。上述书记载了佛教宗派之间的会通(见本节所述)，也记载了佛、儒之间的会通。如契嵩作《辅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说佛儒两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儒者间也出现了调和之说。如张商英、李纲等，都以为佛与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废。另一方面，由于禅宗的修持趋向于简易，理论典据又集中在有限的几部经论，如《华严》《楞严》《圆觉》《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时也牵合到儒家的经典《中庸》来作解释，这些都使一些儒家学者在思想、修养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终至构成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来和佛教相融解，这便是宋代勃兴的理学。还记载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会通”。宋代佛教的发展也影响到东亚的佛教界。如高丽，从五代以来常有禅师来中国受学各宗禅法。宋元丰末(1085年)更有佛家义天学贤首宗、天台宗，携归章疏三千余卷，后编录刻入续藏经。他在高丽，弘传贤首宗而外，还弘天台之教。日本在北宋时入宋僧人不多，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频繁，日僧入宋者很多，现在可以指数的几达百人，宋代禅宗和律宗即因以弘传于日本，回国提倡，因有临济宗的创立。嗣后日僧来宋问禅者还很多，宋僧也去日传授禅法。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鉴真律师传入，后渐衰微，南宋日僧入宋学律，律学得以弘传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