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王学的崛起

朱学依靠其官学的地位而盛极一时，但同时丧失了自身进一步发展与创新的活力。因为朱学成为明代科举制度的经典以后，也就成为读书人追逐利禄的工具，他们读朱著，读《大全》，奔竞在八股取士的科举道路上，只是为了做时文，猎取功名富贵，无学术上的抱负可言。许多人因此而成为百无一用的废物，有的虽钻营成功，则祸国殃民，行同盗贼;而有的科举失意之人，则对朱学产生背离情绪。明初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严禁在朱学之外有所探讨，否则，即被斥为“杂览”，而非“正学”，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其负面效应也激发出一批蔑视正统、“放荡不羁”的“狂简”之士，其中以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至武宗正德(1506—1520年)年间的文学家唐寅、祝枝山等人为代表。唐寅“放荡不羁”，他在《桃花庵歌》中以“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在马前”(《桃花庵歌》收入《六如居士全集》)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朱子学、举子业的不屑态度。祝枝山“以晋人放诞自负”，他所著《祝子罪知》称“汤武非圣人，伊尹(商初大臣)为不臣，孟子非贤人”，“其举刺予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四《祝子罪知》条)，被称之为“狂人”。这种情景与汉魏之际的思想十分相似，说明朱学已重蹈汉代经学的覆辙而趋于没落，这是明中叶心学崛起的直接原因。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说: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陈献章、王守仁始，……嘉(嘉靖，1522—1566年)、隆(隆庆，1567—1572年)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明中叶崛起的心学以陈献章的江门之学(因其所居靠近今广东江门，故名)和王守仁的姚江之学(因其所居浙江余姚，别名姚江，故名)为代表。这两个学派尽管彼此各有特色，但都在以下的一些共同点上反映了学术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

陈献章像

(1)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反对朱学的倾向。陈献章早年笃信朱学，力求功名，后因屡试不第，才转变思想。对此，他总结说:“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粃糠者益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吴与弼)游。”(《白沙子全集》卷一《龙岗书院记》)这是说，他早年曾沉溺于科举的“声利”和朱学的“支离”之中，到近30岁时，才始觉其非。所以，当江西按察使陈耻庵等派人请他去恢复白鹿书院，振兴朱学时，他当即回绝使者说:“使乃下谋于予，是何异借听于聋，求视于盲也”(《白沙子全集》卷一《赠李、刘二生使还江右诗序》)，表达了自己对朱学的鄙薄与对立之感。

与陈献章因“寻书册，累年未有得”而离朱入陆的情形一样，王守仁早年也有此经历。但他并没有止步于“离朱入陆”，而是在陆学的启示下，刻意求新，构建了“王学”的心学体系(详见下章)。这种为学途径在王守仁的弟子中不乏其人。如王畿和钱德洪，曾经两次放弃科举，专心就学王门。王艮则是其中又一位代表。他早年虽没有受过朱学的系统教育，但凭借他对时俗世弊的直觉和敏感，他曾把当时的道德滑坡和政治腐败归之于朱学统治下的“师道”不正，认为只有整饬“师道”，才能造就出道德高尚的人。“善人多，则朝廷正”，从善的人多了，政治才会清明，从而对“世学迷蔽于章句”(《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徐樾《王艮别传》)的危害性作了更深刻地揭露。

(2)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陈献章与谨守朱学传统的明初学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注重独立思考。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白沙子全集》卷二《与张廷实》)这里所说的“贵疑”的前辈，正是当初与朱熹争鸣并立的陆九渊。陆九渊曾教育其弟子“为学贵知疑，疑则有进”(《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语录》)，“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年谱》)。正是这种“学贵知疑”的精神，才使他超越传统，开创了明代思想的新格局。王守仁继承了陈献章的观点，他强调学贵自得，这里包含了独立思考与怀疑权威的意思。他教导学生说:“且以所见者实体诸心，必将有疑，果无疑，必将有得，果无得，又必有见。”(《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指出独立思考所能得到的三种认识境界:有疑、有得、有见，即认识要从有疑开始，有疑才能有所收获;有疑、有得，才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对于疑、得、见，又要敢于坚持，强调“夫君子之论学，要立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答徐成之二》，《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即或是圣人说的话，自己未深思以前也不能轻信。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全书》卷二《答罗整庵少宰书》)这种“贵疑”“贵得”的独立思考精神，也同样被王艮所继承，他不但怀疑圣贤，怀疑经传，而且怀疑其师说，自觉地把“质疑”作为其学术发展的一种动力。

(3)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主体意识的自觉。陈献章说:“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有尽而我无尽。”(《白沙子全集》卷三《与时矩》)这里所谓的“觉”，就是指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就会把自我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在自我与外界的关系中发挥积极的、能动的作用，所以说“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有尽而我无尽”。当然，这种自觉还不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自觉活动，而是指对个人人格自由的一种追求。所以他又说:“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诎信予夺之间哉!”(《白沙子全集》卷一《李文溪文集序》)这种置天地、生死、贵贱、功利得失于度外的境界，表达了他企求摆脱自然与社会对个性束缚的愿望。陈献章的这种思想，冲击了漠视个人价值与个人欲望的传统观念，是明代知识界个体意识觉醒的一个开端。

王守仁发挥陈献章“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白沙子全集》卷二《与林郡博》)的命题，进一步论证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指出，人是世界的主体，人所生活的世界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举例说，天空，没有人的主体去仰视它，也就发现不了它的高;大地，没有人的主体去俯瞰它，也就发现不了它的深;变化隐显，没有人的主体去分辨它，也就发现不了其中的吉凶灾祥;同样，离开价值世界，主体也就不能作为主体存在(见《全书》卷三《传习录下》)。而主体，就是人人都具有的“良知”，人的活动，就是用“良知”去处理“事事物物”，从而说明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强调了人的历史地位与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