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在理论上对理学的批评,集中在理气论上。他所批评的重点,是程朱学派,特别是朱熹的学说。
(1)他批评了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提出“元气为道之本”的观点。
理能生气或理在气先,是朱熹理气论的基本观点。针对此,王廷相探讨了“理能生气”说的学术思想根源,他指出:“世儒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谓理可离气而论,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为病,而别有所谓真性矣,可乎?不可乎?由是,本然之性超乎形气之外,太极为理而生动静阴阳,谬幽诬怪之论作矣”(《慎言·道体》)。这里,一方面说明“理能生气”说与佛、老之说的思想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与“理能生气”所直接相关的其他错误观点,即性、气二元论以及“太极为理而生动静阴阳”说。
王廷相认为天地的本原为“元气”,他的基本命题是:“元气者,天地万物之宗统。有元气则有生,有生则道显。故气也者,道之体也;道也者,气之具也”(《慎言·五行》)。这里所说的“道”与“理”同义,因为在王廷相看来,程朱一派所说的理在天地之先与老、庄所说的道生天地是同义语。元气既为天地万物之宗统,那么在元气之上就没有主宰,“道”也只能以元气为本。这样,才能把被宋儒颠倒了的虚实再颠倒过来。王廷相说:“愚谓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篇)这样的观点,坚持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2)王廷相批评了程朱“万物一理”的观点,提出“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以及“理因时致宜”的思想。
二程强调“万物皆是一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朱熹承袭了这样的观点,把理不仅仅看做是万物的本原,而且还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共同规律和准则。王廷相则从气本论出发,力图打破理的一统天下,他说:“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有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世儒专言理一而遗理万,偏矣”(《雅述》上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廷相把理的常、变建立在气的常、变基础之上,对宋儒所讲的理的凝固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他说:“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各差别”(同上)。以上举出六个方面来说明理的多样性,否认理的凝固不变和神秘性。这里王廷相不仅说明了理的多样性,而且用“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表露出理在不同场合的变易,这种看法无疑是否定了天理至上论。王廷相把这种思想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阐述了进化的历史观,他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因此,“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没有永恒的“理”(见《雅述》下篇)。
王廷相理气论的思想资料来源是张载的理气观。他继承张载“虚空即气”的观点,提出“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是故虚受乎气,非能生气也;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慎言·道体》)。在这里有两个字用得很具有哲学意味:一个是“理”不能(产)生气;再一个是“理”不是气的“始”(基),这就比张载前进了一步。
张载说过:“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否定佛、老以无为本,以有为空的论点。而对于人们平常所说的有无,张载解释为由于人的感官作用的结果,即“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见《正蒙·太和》),这种说法虽然有所依据,但由于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解释有无,会给唯心主义留下空隙。王廷相克服了这种缺点,他从客体的不同层次上立论,提出“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的观点。他认为,从宇宙的本体来说,气是万物的来源,气是真实的存在,不能就是“无”。但从具体事物的变化来说,当某一物存在时,我们称它为“有”;当它在变化过程中消失时,我们称它为“无”。这就是王廷相所说:“即其象,可称曰有;及其化,可称曰无,而造化之元机实未尝泯。故曰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慎言·道体》)。把这里的意思翻译成哲学语言,也即只有规定性的具体的无,而无抽象的“纯无”。
王廷相对气的思考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一步提出了“气无灭息”的观点。他说:“气有聚散,无灭息。雨水之始,气化也,得火之炎,复蒸而为气;草木之生,气结也,得火之灼,复化而为烟。以形观之,若有有无之分矣,而气之出入太虚者,初未尝减也。”(《慎言·道体》)气有聚散的观点出自张载,王廷相在肯定这一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气无灭息”,则比张载更进一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列举了气的三种存在形态:雨水、烟气、草木,并指出它们之间的转化,进而肯定地提出转化的结果是“初未尝减”,这其中表现出对物质三形态(液态、气态、固态)转化以及物质不灭的初步科学认识。
王廷相在气本论问题上对张载某些观点的发挥不是偶然的。对宇宙本体论的哲学认识,离不开思想家的自然科学素养和科学求实的学风;而在这些方面,王廷相都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对于当时的自然科学有较深的修养,其中对于天文学、音律学和农学则有独到的研究,著有《岁差考》《玄浑考》《律尺考》《律吕论》等,并为贾思勰《齐民要术》作序。除此,他对汉代以来天文学的成果也做过搜集和研究。他继唐代柳宗元《天对》之后,作《答天问》95首,阐述元气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王廷相以自然科学为基础,阐述哲学的元气论,它反过来又给予自然科学家以宏观的指导。明代中期在王廷相之后,有不少自然科学家都承认和采纳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元气学说,著名的像《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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