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进步思潮与启蒙思想的比较

学术界将明末清初社会思潮中的主流，有称之为“实学”的，也有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的。这些提法和理论概括都有学术意义。

所谓“实学”，其思想特征，大体是:

(1)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动，促使一些博古通今的思想家和学者们离开他们的书斋，去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这些思想家的代表，都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不是书斋培育了他们，而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给予了他们智慧。

(2)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们所涉足的学术理论领域极其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法律到哲学经学，从文字学到地理学，从西方科技到中国格致之学等，他们都有所探讨与论述。其著述之宏富，研究范围之广泛，在中国思想史上都带有明显的特色。他们都著作等身，从学术到思想提出了许多开创性见解;不论是哲学理论的探讨，还是具体现实问题的研究，最后都归结到经世致用这一点上。所以，用“实学”来概括他们的学风，比较准确。

(3)明末清初大思想家们深入研究过宋、明理学，从其中吸取了一些理论思维方法，但对理学的若干范畴和思维方式又作了改造。例如理学对《易》学的利用和改造，成为其理论来源之一。而清初大思想家又对被理学改造过的《易》学作了重新研究，这不是简单地回到《易》学本身，而是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如果说，理学对《易》学的改造，使对于“性与天道”的研究更加抽象化和理论化;那么，清初实学思潮对理学的《易》学的改造，使《易》成为贯通自然和人生的哲理，而且为人们从宏观上去认识自然和人生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地去分析自然和人生诸问题。这种改造和创造，充分显示出清初大思想家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他们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然之义和“有对”之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4)明末清初大思想家们的思想体系可称之为“会通”之学，即融会贯通了各家各派的学说。他们对中国思想史上的诸家学派都有所评论，有所摒弃，有所吸收，有所改造。这种“会通”之学之所以产生，大都是在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之际。如春秋战国和西汉初期，如明末清初之际。因为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使人们(特别是思想家们)不能不去重新评估以往的学说思想，不能不在融会诸家之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便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具有尊重中国思想学说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视经世致用，重视生生不息，重视积极进取，重视理论深度，重视开辟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既不墨守前人的观点，又不忘记从前人那里汲取营养，带有明显的重视人的理性、启迪人的智慧的特点。

除了重视人的理性外，其中某些思想家明确将“君”和天下、国家分开，强调“天下为主，君为客”，主张“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国家治理不能局限于“一姓之私”，而应体现出“天下之公”等，都具有反封建君主专制的性质，属于朦胧的民主意识。他们还强调个人利益、欲望、情感甚至生物性作为人性内涵的必要性、合理性、重要性，反对“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倾向，表现出朦胧的个人权利意识。朦胧的理性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正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和标志。法国启蒙思想家针对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独断统治，以人反对神，以理性反对信仰，这成为西方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结合中国古代中世纪宗教神学不发达而君主专制独盛的历史实际，在早期启蒙思想家那里，觉醒的个体自觉意识，不能不表现为以“民”或“天下”对抗“君”的专权，以个人合理的“私”(其实是真正的公)对抗君权代表的所谓“公”(其实是君主个人的私)，以人人自然具有的、合情合理的实理，批判有“精致的信仰”(马克思语)色彩的、虚玄的抽象“本体”。反封建专制，反形而上的玄学(包括批判佛老在内)，这一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潮内容，和尊重理性、独立思考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内容，形成前后相继的两个启蒙思想史发展阶段:两个阶段共同构成中国启蒙思潮的核心内容，也充分体现出启蒙思想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