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全面否定君主专制

顺治十年(1653年)，黄宗羲开始集中精力从事著述，用10年时间写成《明夷待访录》一书。

“明夷”二字，取自《周易》卦名，卦辞为“利艰贞”，《彖传》解释说:“晦其明也，内难而正其志，箕子以之”，也就是说“明夷”卦喻贤人处于艰难之境而志气不衰，这正是黄宗羲抗清斗争失败后的心态。他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评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笔之于书，以待来访者;这正是此书的写作动机。

今本《明夷待访录》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21篇，所论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而其核心思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

黄宗羲对封建君权作了解剖，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原君》)，这里“古者”是指三代以上而言，黄宗羲借此以抨击三代以下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又说:“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君主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去搏取个人的“产业”;得到天下之后，又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压榨这份“产业”的“花息”。根据这样的推论，他得出结论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上)。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这个命题不同于古代儒家所谓“天下为公”与“民贵君轻”的说法，而含有新意:

(1)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天下之利”。由此出发，他肯定了天下人之“私”，认为“自私”与“自利”是人的天然本性:“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由此他痛斥君主专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同上)。

(2)黄宗羲对君主制度敢于提出怀疑。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同上)这种大胆的疑问是传统儒家思想中所没有的。

黄宗羲还批评了封建君权的另一个方面，即“君为臣纲”的伦理纲常。他指出，臣不是君之臣，不能“私其一人一姓”。他还说，人们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他敢于以“为天下”去否定“为君”，以“为万民”去批评“为一姓”，表现出和“君为臣纲”相对抗的倾向。在黄宗羲的理想中，“君臣”应是共同负担人民公共“利害”事务的人员。他比喻说:“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同上)这里颇透出一点君臣平等的意思。

黄宗羲还探索了维护皇权的封建主义法律问题，其理论批评武器依然是“天下之利”。他指出，以此标准去衡量历代之法，即可看出“三代以下无法”(《原法》)。这并不是说三代以下没有法律条文，而是由于历代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同上)。就是说，这种“法”维护帝王一家的利益，与天下之利是不相干的。因此，“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同上)。黄宗羲明确指出历代之法并不是那么美好，那么神圣，他们只不过是“一家之法”而已。

黄宗羲揭露了明朝擢拔人才的诸种弊端，他说:“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取士》上)。科举取士制度使读书人埋头于《四书集注》，玩弄文字游戏，丢开“经世致用”之学，埋没了人才。黄宗羲指出，有明一代，“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士之法非也”(《取士》下)。至于如何改进“取士之法”，他还提出了具体方案，但其理论意义不大，唯独关于“学校”的主张，表现出远见卓识。他认为学校不仅为了“养士”，而且应当成为独立的舆论机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学校》)。这样，学校就成了“公其是非”的论坛，甚至比君主的权威还要大一些。这个观点虽是脱胎于东汉时太学生的清议与宋朝诸生的伏阙上书，但与此并不完全相同，因为黄宗羲着眼于探求限制君主权力的措施:一方面他想以学校作为监督政府的舆论机构;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以推选出来的贤者担任有实际权力的宰相，以补救世袭君主的不贤。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奄宦》篇中对明朝的“奄宦”之害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评论君权，大都是从抨击“奄宦”出发的，这一点和东林学派思想相似，不过黄宗羲还进一步指责了封建君主。但他并没有明白主张君主制度应当革除，只是要求改革政府机构，他说:“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奄宦》下)，使“奄宦”无从施其技。又认为明朝的衰败，“自高皇帝罢丞相始”(《置相》)，所以改革弊政，必须从设立宰相始，而宰相应当由贤者担任。

黄宗羲的理想政治蓝图是:“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奏章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同上)其中含有限制君主权力，防止“宫奴”(宦官)掌权的内容。至于君主立宪的设想，在黄宗羲那个时代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

总之，黄宗羲对封建君权的评论，如“天下为主，君为客”，出仕“非为一姓”，封建君主专制法律只是“一家之法”，应当“公其是非于学校”等，其中有不少的民主性精华。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还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如主张“工商皆本”，主张货币与赋税的改革等。他在土地问题上主张恢复“井田制”，反对夺取富民的私有土地等。不过，这些方面的观点，在《明夷待访录》中都不如他对于君权的评论那样说理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