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

顾炎武特别注重学术的社会价值，认为理学是空疏无用的学问，它所导致的是家、国的覆亡。他将理学与魏晋的玄谈加以比较之后，批评说: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这里对理学的批评是从大处——即从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着眼，表现出强烈的重经验与重现实的倾向。他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学，就是“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这些“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一些哲学问题上，顾炎武与理学也有所不同。

(1)在理气、道器问题上，他主张气与器是第一位。他说:“盈天地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同上，卷一“游魂为变”条)这里认为天地以“气”为本，“神”(精神)也是“气”的一种形态，否认了世界上有脱离“气”而存在的事物和现象，从而在逻辑上使理学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理”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在关于“理”的看法上，理学内部程朱与陆王虽然有很大分歧，但前者讲“性即理”，后者讲“心即理”，实质上都把“理”视为超凡脱俗的神秘之物。顾炎武对理的看法是:“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同上，卷十八“心学”条)这个看法是引述南宋思想家黄震^[3]之说，顾炎武肯定这种观点，把理仅仅当做“具于吾心”的主观认识范畴，这个认识范畴既不是外在的，天启的，也不是内心所固有的，而必须是从事物中来(“验于事物”)。和这种思想相一致，顾炎武还多次提出“非器则道无所寓”(同上，卷一“游魂为变”条，“形而下者谓之器”条)的命题，否认有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本体。

(2)在心物、知行等问题上，顾炎武从实学的立场出发，同样表现出与理学的不同倾向。

顾炎武反对“用心于内”的心性之学。他说:“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日知录》卷七“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条)所谓内，是指宋明理学家的心、性学说，这是宋明理学的中心论题，它所探讨的范围，很少涉及传统儒学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有用学问，也即顾炎武所说的达道、达德、九经、三重^[4]之事，因此受到顾炎武的批评。当然，顾炎武所说的有用学问，并没有超出传统儒学的界限。

顾炎武反对“道统心传”之说。他指出:“心不待传。”心的作用是认识事物之理并作出判断，而事物之理又来自日常的经验(见《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

对于理学家争论不休的“格物致知”说，顾炎武虽然没有直接地批评，但他释“致知”为“知止”，以政治伦理的社会生活为“物”，间接地否定了理学家的“格物致知”说。他说:“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之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同上，卷六“致知”条)他对于“止”的解释，虽然搬用了《大学》的说法，但其用意，在于反对释“格物”为“穷理”(程朱)、释“格物”为“正心”(陆王)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认识的范围。顾炎武的这种认识论观点，近乎荀子。他们都认为，人不必深入研究自然，顾炎武说:“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同上)。这是一种狭隘的经验论，顾炎武的这种思想，一方面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即社会的动乱使他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心超过了一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不擅长理论思维的弱点。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除了以上两个主要方面以外，还注意到理学在形式上的一些特点，他对此也加以否定。

例如，他反对“语录之书”。他说:“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下学指南序》，《亭林文集》卷六)“语录之书”虽然不能说起源于二程，但以语录的形式编书，确实是宋明理学家的一个特色。例如二程的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语录，如《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均为语录体，共37卷，由二程的弟子记录、朱熹所编定。又如朱熹，更堪称一位编语录的“专家”，他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语录，是一部著名的语录汇编，对后世影响极大。再如王守仁的《传习录》，也是语录体的“典型”。语录之书，既有讲学答问，又有书籍摘编，这种文体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有利于理学的传播;但语录的形式也往往因感而发，就事论事，或断章取义。对于学术上的这种现象，顾炎武认为，它脱离了传统学术轨道，“其术愈深，其言愈巧”(同上)，脱离了经世致用的精神。

顾炎武用通经以致用的精神批评理学，因此在哲学的理论思维方面，他就比不上同时代的王夫之。这是因为:①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史学、经学(文字考据)以及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探讨上，而对于涉及到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哲学问题，下的功夫不深;②他为了反对理学的心性之说，注重见闻与经验的重要，但却忽视了“心性之说”中有理论意义的某些合理之处;③他运用古代儒学作为反对理学的思想武器，忽视了从生产与科学知识方面吸取营养，这也限制了他的理论思维的深度。

顾炎武所进行的学术建设，是以讲究实际有用为出发点，这就是我们一再提出的“实学”。这个实际，一是国计民生，一是踏踏实实的学问，从这两个方面出发，他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按照传统分类，主要表现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经学、史学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三部，即《音学五书》《日知录》与《天下郡国利病书》。

《音学五书》是关于音韵学的著作。音韵学今天属于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人的学术分类中，与文学、训诂等同属于“小学”范围。顾炎武通过对字音的研究，进而研究字义，从而解决经书中的疑难，达到对经书的真正理解。这部著作共有五种，即:①《音论》3卷，是全书总纲性的部分，意在“审音学之源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韵的变化;②《诗本音》10卷，整理并订正《诗经》中的音韵;③《易音》3卷，订正《周易》中的音韵;④《唐韵正》20卷，考察由上古以至唐宋以后的历代音韵的发展变化过程;⑤《古音表》2卷，将古音分类罗列。以上共38卷，形成一个整体，于康熙六年(1667年)在江苏淮安雕版问世。其主要部分的写作年代，大约在顾炎武抗清斗争失败、流寓江南时期(1645—1656年)。这个时候顾炎武孜孜于音韵学的研究，不仅表现了艰苦力学的精神，而且还特别表现出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卓越创见，即:经学的研究必须从文字读音的基础工作开始。他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所谓“考文”，即文字的考察;所谓“知音”，即对音韵的了解。他认为，经学的研究必须从文字下手，而文字的研究又必须以音韵为起点。其《音学五书》在音韵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清代至近代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著名学者如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以至近代的章太炎、黄侃等人，都继承了顾炎武在音韵学方面的方法和成就。

顾炎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日知录》。这部书初刻于康熙九年(1670年)，当时只有8卷，后来不断增补，到康熙十五年(1676年)，成30卷。今本32卷是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刊刻的，那时顾炎武去世已经13年。

《日知录》是一部札记心得式的著作，共计1 013条，其内容十分广泛，潘耒在《日知录序》中将其划分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顾炎武自己曾简洁地将其归为三大类:“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这些内容，都直接关系到经世致用之学。《日知录》是顾炎武一生最主要的代表作，其学术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在这部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

顾炎武的人文史观在《日知录》中得到了集中表现。面对清王朝的建立，顾炎武冷静地反省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原因，并进而探究历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和得失，阐述了他开放的文化史观。他认为，礼制文化的经典在于《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周礼》《仪礼》《礼记》以及《论语》《孟子》。“五经”的精神实质即在于使自然人成为文化人而“曲成万物”。他结合儒家经学的历史演变，强调在经学源流中把握其“异同离合之指”(《与人书四》，《亭林文集》卷四)，集中地体现了以下两大主要特征:①人文道德是人类文化的根本内容，文化的表层现象可以随历史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如秦汉以郡县代封建，但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不可更换的，一切政治形式都不能背离“人道”。②文化并不是虚玄的理论，而与人的实际行动相联系。文化不是清谈，不是佛老的玄虚境界，它主要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即事功与道德的统一，修己治人与尽物极用的统一。顾炎武的这种人文史观侧重社会进步与人文道德的统一，为古代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开拓了宽阔的学术视野。也正是基于他对古代文化发展的可能性的自信，他在数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能坚忍持重，孜孜于他为之奋斗的理想。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反映顾炎武“实学”思想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叙述天下山川形势和生民利病，相当于政治经济地理，以资料为主，共120卷，也是在作者去世之后才正式刊刻的。在这部书的《序》中，顾炎武写道:“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亭林文集》卷六)。这里所说的“舆地之记”，指修《肇域志》，是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另一部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其中渗透着作者“经世致用”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他从大量的史书、方志、文集、公文奏章中，探讨明代社会经济方面的利弊得失，力图找出挽救危亡的方案。这部书的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兵防、赋役、水利三个方面，这些正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基本的问题。这部书，是顾炎武提倡实学思想的又一个具体体现。

通过以上三部著作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略窥顾炎武的学术研究范围。顾氏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对清代的影响是巨大的，有人称他为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