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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和龚自珍有什么关系

时间:2023-09-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大量鸦片进入中国,使中国商贸迅速由入超变为出超,白银外流,银价上涨。自此,中西冲突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正是这种呼声,开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先声。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思想界,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对西方列强的关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不乏主张变革的思想家,但是,工业国家的兴起,近代科技的威力,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面对挟“船坚炮利”侵略中国的英国,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启了思想史上变革的先声。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有了同近代化的西方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从明代开始,跨海而来的传教士陆续对西方的宗教、思想、文化、科学和艺术有所介绍。但是,明清传教士介绍的西学,还不能同中学并列。鸦片战争使中国人看到了完全不同于清朝的西方国家,直观地感受到西方的发达和强横,而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封建制度的没落,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国家的耻辱和民族的危亡,促使中国人改变以往的华夷观念,以反侵略为目的去了解列强的制度和学说,从此,中学和西学成为对称概念,西方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同时,由于鸦片战争明确表现出英国的侵略性,抗御外侮的需要开始唤醒中国的民族精神,为了反抗侵略和保国保种,中学和西学的对抗日趋明显,学习西学是为了反抗侵略,师夷是为了制夷,中学和西学又成为对立概念,西学成为中学的抗拒对象。此后的中国思想史,就在这种学习和对立中交错前进,中国思想文化的本土化和世界化,是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要线索。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别,中国在遭遇到西方思想的挑战之时,产生了剧烈的文化冲突。“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逐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收玩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页)所以,乾隆皇帝才会理直气壮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三,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679页)。但是,英国凭借其工业优势,急于打开中国门户,在输出工业品受阻的情况下,在中、英、印之间展开鸦片贸易,贿买中国官吏,向中国贩运鸦片。19世纪20年代以后,输入中国的鸦片迅速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输入鸦片达3.5万箱。大量鸦片进入中国,使中国商贸迅速由入超变为出超,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鸦片贸易危及中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清朝关于查禁鸦片的举措,以英国的强悍“远征”、清朝战败而告终。自此,中西冲突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

在剧烈的中西冲突中,清朝政府的腐朽充分暴露出来。吏治败坏,军备废弛,财政困窘,思想僵化。一些头脑清醒的人物开始“开眼看世界”,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挥,他们以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国家的忧虑,试图寻找救世之道。这些先行者的代表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他们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抨击现实,揭露弊端,呼吁变革。批判精神最强烈的是龚自珍。他以大量诗文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由于龚自珍的科考和仕途并不顺利,使他对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腐败有了切身感受,进而意识到清朝的统治危机。嘉庆二十五年,龚自珍就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以下只注篇名)。鸦片战争爆发前(道光三年),龚自珍就敏锐地看到了英国的威胁,说:“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正是这种呼声,开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先声。时人批评龚自珍的诗文“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这是号称“吴中尊宿”的王芑孙在嘉庆二十二年评价龚自珍《伫泣亭文》时的评语,事见《定盦年谱外纪》),从反面印证了他的批判精神。梁启超曾指出:“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

(2)批评汉学,反对考据,变革学风。在对汉学的批评上,魏源比较深刻。他受今文经学家刘逢禄的影响,反对乾嘉以来的考据学风,批评其回避现实,指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这种学风“争治训诂音声,爪剖析”,于世事无补;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9页)。魏源反对古文经学的寻章摘句,抨击《毛诗》,批评马融、郑玄的治学传统,主张儒学要同现实结合,通经须要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从此,中国的学风和士风有了很大变化,在儒学的近代传承中,今文经学占了优势。

(3)倡言时政,关注海外,应对变局。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思想界,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对西方列强的关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不乏主张变革的思想家,但是,工业国家的兴起,近代科技的威力,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面对挟“船坚炮利”侵略中国的英国,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启了思想史上变革的先声。他们出于救国需要,开始对西方列强进行观察和了解,寻找新形势下的应变对策。尽管他们对外国的关注还是直观的和表面的,却由此开启了中国人对西学的接触过程。后来中学同西学的种种冲突与交融,西学体系在中国的引进和影响,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确立了中西关系这一近代思想史上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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