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辞官的原因是什么

龚自珍像

龚自珍(1792—1841年)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是小学大师段玉裁的外孙。但是，他没有走外祖父的考据道路，而是以政论文章出名，其思想基础为常州今文学派。清代中叶，常州人庄存与撰《春秋正辞》，开创这一学派，后由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继承。龚自珍和魏源都师从于刘逢禄，使这一学派发扬光大。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擅长诗文，有《己亥杂诗》《定盦文集》传世，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的思想具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他对当时的统治危机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揭露了所谓“治世”光环下的黑暗，认为封建统治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处于治世和乱世之间的“衰世”。他认为，当时的各种问题起源于政治上的专制腐朽和社会上的贫富不均。官场上的不得意，使他对政治积弊比别人有更深的感受，他批评官场的积弊是“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亦愈工”。认为封建官僚是“尽奄然而无生气”的行尸走肉。而造成这种积弊的制度原因，是选拔任用官员的科举之制和资格之法。对于当时的社会，他在《尊隐》中比喻道:“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济于床，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87页，以下只注篇名)由于他“动触时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思想震动。

龚自珍的历史观来自于公羊三世说，他的发挥在于从史学的角度关注下层，以“众人”对“圣人”，重视人心向背。在《平均篇》中，他强调“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因而，他主张“贫富相齐”。“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呜乎!”“有天下者，莫高于平均之尚也。”(《平均篇》)在《农宗》中，龚自珍设计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以等级有差的平均土地来“贫富相齐”。龚自珍的社会改革观立足于变。他引用《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才必不绝于世而已”(《上大学士书》)。他希望能通过改革变易，创造出一个人才辈出的环境。“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他认为，制度的束缚使人才不在庙堂而在山野，“山中之民”具有真正的思想力量，是同“京师”相对的改革中坚，并热切盼望“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

龚自珍的哲学伦理思想未能超出古代传统，但比较注重吸取前人的怀疑精神，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他以告子的人性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主张人性“善恶皆后起”(《阐告子》)。他明显受了李贽的影响，认为“人情怀私”(《论私篇》)。“夫急公者，古人之义也;怀私者，古人之情也。”(《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三》)“上古不讳私”(《农宗》)。甚至把“私”说成宇宙普遍法则。“天有闰月，以处赢缩之度，气盈朔虚，夏有凉风，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华离，为附庸闲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床闼之内，日月有私也。”(《论私》)君主所为，不过是庇自己子孙、爱自己国家而已，何不庇他人子孙、爱他人国家?无非是“私”。这种思想，与西方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有某种程度的吻合。

龚自珍具有诗人气质并以诗作见长，他多用文学手段讽喻社会，例如他的《病梅馆记》就是一篇倡导个性解放的力作。在文中，龚自珍借江宁、苏州、杭州一带培育观赏梅花的事例，指责培育者对梅树的束缚扭曲，讽刺封建统治如同培育病梅一般对民众“斫直、删密、锄正”，呼吁打破旧体制对人性的束缚和摧残，主张铲除养成“病梅”的环境，“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从而使其本性“复之全之”。这无疑是诗人的心声，也是一篇人性解放的宣言。

对于龚自珍的影响，鸦片战争时期张维屏就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见《国朝诗人征略》，转引自管林等著《龚自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梁启超对龚自珍有较为中肯的评价，说:“语近世自由思想之向导，必数定盦，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盦，当其始读盦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刺激者也”。“自珍性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俶诡连犿，当时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熹。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岁亦耽佛学，好谈名理。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